台社研究論壇 05 《當代中國的知識感覺與觀念感覺》
稍加閲讀，任何讀者就會立刻察覺出來這本集子后頭立著的是一個承擔得非常重的心靈。不難想像，不少讀者或許會猶如趨樂避苦般地趨輕避重，稍與沉重交接，就放棄了繼續與這個心靈對話的嘗試。
得要更努力的閲讀，讀者才會發現，這個心靈並不是薛西弗斯，悲劇地永恒負重而行，那太西方了。眼前的這個負重者則是相信他所背負的包袱，不是壓垮人的重量，而是解放的契機。這本集子裡的寫作則以其繁複的申論以及困勉的文風，寓言式地自我展示一個真理：逃脫歷史所積累的困局沒有直通車，只有深切地面對，進入，理解，掌握歷史的困局，或困局的歷史這一條路。
序言
方法作爲救贖 —序賀照田先生的《當代中國的知識感覺与觀念感覺》／趙剛
一、歷史之重与深
稍加閲讀，任何讀者就會立刻察覺出來這本集子后頭立著的是一個承擔得非常重的心靈。不難想象，不少讀者或許會猶如趨樂避苦般地趨輕避重，稍与沉重交接，就放棄了繼續与這個心靈對話的嘗試。
得要更努力的閲讀，讀者才會發現，這個心靈並不是薛西弗斯，悲劇地永恒負重而行，那太西方了。眼前的這個負重者則是相信他所背負的包袱，不是壓垮人的重量，而是解放的契機。這本集子裡的寫作則以其繁複的申論以及困勉的文風，寓言式地自我展示一個真理：逃脫歷史所積累的困局沒有直通車，只有深切地面對，進入，理解，掌握歷史的困局，或困局的歷史這一條路。
作者賀照田先生所承擔所面對的又是一個什麼樣的困局呢？那是一個大局面。是傳統中國解體以來，以“現代中國革命及其社會主義實踐”爲主要標誌的這一百多年來的中國大陸的歷史。不避其大，不逃其重地關心中國這個民族的現下与未來，以此為目標為承擔，躍身于過去，是包括賀照田在内的幾位當代中國大陸知識份子令人印象深刻之所在。大格局的敍事不該被政治正確地釘在恥辱柱上——如果它的肌理紋路深刻纏繞于真實問題之上。我們反對的大敍事是歷史紋路鬆弛，沒有現實經驗作底的抽象概念之網。
對上世紀臺灣六零年代到七零年代這二十年間成長的人們而言，對這個“大”，還是有些體會的，畢竟那時候的歷史心靈是和中國的近現代史緊緊貼連著的。曾幾何時，這個對“大”的感覺被污名化了，在政治所領導的範圍内如此，在我身處的進步學術圈内也是如此，對前者而言，這是“中國認同”，對後者而言，這是“囯族敍事”,需要被斷碎化或主體多元化。但是，只要是對未來還抱有期望，以及還願意有所承擔的讀者——不管你承擔的是“臺灣”或是某一分疏的社會群體——我都建議您和這本集子的思考進行對話。原因無他，畢竟，任何對社會的介入或改造不可能不依托于某種對歷史的理解。那麽，我們是否不能迴避自問：我們對造成我們今天的困局的歷史形成機制理解得夠深入嗎？還是我們所依賴的是一為某種倉促的現實目標所倉促定制的“直觀籠統的歷史認識”？如果我們對歷史的認識有重大缺陷，那我們又如何能對我們所處的現實有正確且深入的認識，那，我們又如何能確保我們在作艱困的歷史選擇時，有足夠的現實感？
質言之，爲了未來，我們要搞清楚現實与歷史，而這是要講求方法的。這個核心關懷，是賀照田先生再三致意之所在。爲了方便以下的介紹性申論，不待作者同意，我冒昧的以“方法作爲救贖”指稱作者這一核心關懷与思路。這裡的“方法”是一泛稱，約略指的是主體面對歷史与現實，以及主體之間進行爭議時所應具備的態度与能力。
二、作爲内在否定契機的方法
在《中國革命与亞洲討論》一文中，賀照田展演了這一思路。對當今的日韓与臺灣的朋友所熱衷的“亞洲討論”，賀照田以一種特殊的堅定的立場（也就是中國大陸“在地”的立場）遊移於區域之間。他是這麽申論的：各位關懷亞洲共同體的朋友，我也很樂於看到中國大陸被納入亞洲討論，但是除了表面的顯然的空間与歷史關係，以及可能的政治，經濟，与社會方面的制度謀劃外，這個“共同體”還需要一種更爲深刻的聯繫吧！也就是說，我們如何相互理解作爲他者的對方？好比，亞洲朋友如何理解這個一路以革命与社會主義實踐走過來的中國大陸的歷史及其与當代現實之間的關係呢？賀照田敦促亞洲朋友們首先要把中國當作一需要被理解的歷史他者，就如同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也應該要把對方當作一需要被理解的他者一般。但之後，賀照田馬上指出如何理解是一關鍵的功夫，不是禮貌的辭令，而且就此提醒並期待於亞洲朋友。他提醒外頭的亞洲朋友，千萬不可接受他中國大陸自家的兩種歷史觀，兩種有缺陷的認識意識与認識能力，名曰反激進主義思潮的反革命史觀，以及相激相盪所產生出來的反反革命史觀，前者大約是被所謂的自由派所支持，後者則是所謂的新左派。作者認爲這兩種明火執仗的史觀，最要命的還不是他們的實質内容，而是從這個過程中所展現的知識份子的認知意識与認知能力的退化：兩者儘管針鋒相對，但共享一種“直觀的，籠統的對歷史的解釋”。雙方都是在自我印證与直接對反，都是在自暴其气，無能守敬持志地“内在于歷史脈絡定位問題”。如果歷史在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的狀態下被意氣消耗，那我們永遠也無法從歷史中習得教訓獲得能量。那該如何做呢？作者提出以人爲本，從那些内在于中國革命与社會主義實踐的人的苦惱問題下手，唯有從貼近這樣的苦惱的心靈入手，我們才能避開革命為是，或革命為非的意氣爭論，並在内在於革命与社會主義實踐的歷史中，找到救贖的訊息（即，“原有的建設性品質与能量”），並現實地，積極地，也宿命地依賴這些好歹内在於我們的能量与資源，“發展，轉化中國革命与中國社會主義實踐”。不然，我們何所依？根據作者，它們是歷史實踐中所展現的“理想主義及對民族，國家，時代具強烈責任感的精神能量”。
是這般清醒与現實的眼光讓作者告誡中國大陸之外的亞洲朋友，以及中國大陸人，“決心以中國人的邏輯与是非理解中國，並不能保證我們一定能内在於中國把握中國。”因為這些被當下的需求所急促催生出來的解釋邏輯並沒有能力与心情去注意到那些在解釋邏輯圈之外的“困惑和苦惱”，而這些恰恰是解放今日困局的契機与能量所在，以及中國大陸所能夠貢獻給亞洲周邊朋友的東西。亞洲共同體，因此，除了是一經濟，安全，社會的想象，更應是一人文的想象，大家於此一主權格局被打破了的文化空間中，從共感他者的苦惱中學習到超越今日格局的力量与方向。對作者而言，和平共處是一過於消極的計劃，因為它只是要保存現在。對賀照田而言，一個知識計劃的倫理核心必然包括“真實的内在自我否定契機”的培養，而流行的“与西方接軌”之說，不過是以外在來否定自己；而与之針鋒相對的“中國特殊性”論者，又是老大守成，“固執于自己已然狀態。”（見《拒絕成爲自己，也拒絕成爲他人》）。
三、此方法的方法論特質
賀照田重視的不是結論或立場，而是立論者同時也是行動者困勉前行且回顧的能力。不是理論或是信念給人以救贖，人（至少是知識份子）的知識狀況才是關鍵。改造（自身的）知識狀況是第一優先的問題。這是為何韜晦如賀照田者會反思他所主編的一本刊物《學術思想評論》的知識歷程；是為何他對《臺灣社會研究季刊》會進行（不無溢美）的知識狀況的考察；也是他爲何研究殷海光与徐復觀這二位先生的晚年思想轉折的原因。
儘管賀照田的思維總是不憚其繁地在相對化，但還是有一種認知意識和努力是被賀照田所持續反對的，那就是體系性思考：學者借由一組抽象概念，脫除歷史，脫除經驗，而創造出來的封閉性概念空間，對現實与歷史僅僅進行類比与附會。這種思考習慣的結果是以今侓古，刪除掉過去之中不為概念之網所過濾的精華，這使得古並無法為今用，因為古已成爲今的糟粕了。這種陽剛的，推土機式的知識狀況其實經常是為當今的霸權所用，形成有利於既存現實的“史觀”，因而可説是意識形態的史學。相對於此，賀照田的知識進路可説是一種陰性的史學，或更廣而言，認知方式与態度。他重視的不是為當代喧囂所指的那浮出的冰山，而是潛藏在那可指可見的“有”之後的那個不可指的“無”的基底部份。這個基底部份是黑暗的（或“不透明的”），複雜的，纏繞的，但更是思想与價值的豐富資源与能量所在。我們對這個部份不能仗恃概念之武，而更要憑藉感覺，感覺到那過去的足聲人語嘆息与困頓。重新理解那些思想与行動的生態背景枝節杌椏，從它們的萌芽開始掌握它們的變化軌跡。相對於那系統性的考察，這是“境況性”的考察。唯有透過這樣的知識方式，我們才能開展我們今天對現實的討論的“複雜性”与“現實感。”對過去的簡單化与童騃化与對今天的簡單化与童騃化是相生相成的。因此，不論是出於理論體系的考量，或是出於政治正確的考量，或是驅使於當下現實的考量，而進入于歷史，都是要被檢討的。（見《以保守為建設，以被動爲主動》）
這種對於過去的某種虔敬，使賀照田非常不能苟同后學那種對歷史的輕薄，表面陰性的后學其實陽性的很，操弄範疇，空洞過去。對此，賀照田要求一種“對史實忠誠性的史學”。這並不是史學的實證主義，而恰恰是要避免概念与方法論的斧鉞，以感覺為海綿為絨毛“被動的”吸納，纏繞，扭結歷史的資源，成爲前進与成長的依托。這是一種知白守黑，知雄守雌，知榮守辱的史學進路。用賀照田的話，就是“在保守与建設，被動与主動，惰性与創造[之間]的有機辯證。”對知識對象必須有一優先於認知主體的尊重；感覺必須優位於理性主義認知。是在這樣的前提下，賀照田嘆息於：
就我的知識視野而論，中國歷史上還沒有一個時代像當代中國知識界那樣，其思想和精神活動那麽依賴抽象語詞和知識表述。我也不能想象當今世界還有一個民族會像當代中國那樣，感受力在思想和精神生活中如此地缺少位置和不被尊敬。《在困惑中博求，在不安中承擔》。
這樣的知識界，儘管（其實更是因為）深度依賴理論，但其實只是在意淫現實与歷史，不停地在玩以“新一輪的僞科學來覆蓋上一輪的僞科學”這樣的一種遊戲（見《制約中國大陸學術思想界的幾個問題》）。但這不可誤解賀照田有理論厭食症，他事實上同樣批評那些否棄理論的唯經驗主義者或“惰性實證研究”。賀照田要的是理論与歷史現實之間的相互深入与纏繞的關係，這，它稱爲“扭結”，但扭結的雙方並不是同等的，理論是次位的，“内在於歷史与理論的真問題”才是知識活動的始發地帶。是歷史現實扭結著理論，而非理論挾持著歷史現實。
因此，一種陰性的知識意識与實踐，以其纏繞，吸附，与貌似被動，反而吊詭地成爲和現實与接為媾最綿密最情色升華的書寫。這一點，在賀照田自己對《學術思想評論》這本雜誌的評價与理解上頗露端倪。他說：“我自己一直有一個缺少理由支持的理解，就是認爲和時代糾纏最深的雜誌，應該是一個弱性格編輯辦的.。。。弱性格。。。是指性格上的被動性和骨子裏的憂鬱氣質。”這話對了一半，重要的應該還是擺囘知識者對理解現實与歷史所由經的最弱但也最強的方法之路吧！
四、為己之學与社會整合
若是以終極關懷而言，說賀照田是一自由主義者也無不可——如果自由主義的激進理想還包括自我的不斷提升，不斷的自我否定与超越的話。但是賀照田超越那些簡單的自由主義倫理辭令家之所在，就在於他講求方法，講求無止境的對自身認知意識与認知努力的超越的方法。一般說來，這個努力表現在一個人不斷地對已經存在的對現實的解釋的相對化的企圖与努力；不斷地對抗現實中的那想當然爾的但同時常常是“非理性”的部份。
這於是牽扯到一重要問題。從知識的開展上，我們可以獲得一個道德的生活嗎？還是說，我們得先依賴宗教或形上學確立一個道德的主體，再開展相應知識？這些是賀照田所謂的“根本性思考”。透過對於徐復觀先生晚年思想流變的考察，賀照田借由徐復觀提出了他對這個根本問題的思考。我們所存在的世界是一沒有形上學与宗教作爲正當化的世界，是一個“平鋪的人文世界”。人的自我以及知識以及道德只有一個目標，就是在此世中，生活地，現實地，困勉地求知与提升自己。這是所謂的“為己之學”，而這般地為己則必定要透過与他者的相處，學習，与理解，而在這個過程中，社會或他者不是自我的地獄，於是進入社會，承擔社會不是包袱，反而是自我開展的契機。在此，“根本不存在道德之我，認識之我，行爲之我打成幾截的問題。”
但這樣的一個理想的平實的人文世界卻被各種當代形上學与神學或准神學（例如新自由主義市場神學，各種遠大目的論，各種壓迫性的集體主義或個人主義）把意義的日常追尋敏感給麻木化，留下了巨大的空間給市場體制，或給各種群衆煽動家大談所謂傳統價值或民族本有，或“終極關懷”。賀照田有志於解放被壓抑与扭曲的這屬於人的意義追尋活動，並期望這種努力有助於現實的提升。這裡有一道德的，美學的熱望，一種對於安頓人生安頓人心的盼望，以及對於“充實而有光輝”的人間世的憧憬。這已難以説是現代的還是古典的追求！
在賀照田的纏繞的思維与文字中，不時明滅隱現的幽微的希望之火，是讓讀的人所最爲感動的。但是，據我看來，這樣一個反形上學，反宗教的“為己之學”卻与宗教的世界僅僅有一髮之隔，因為它和宗教的主體要求一樣，要求信念的主體，承擔的主體；它和宗教的個體目標也類，要求安頓人生与心靈；它和宗教的社會目標也相類，要求社會整合。但它和宗教畢竟有那關鍵的一髮之隔，差之毫釐，失之千里——那即是在除了主體的自我惕厲反身而誠這一主敬功夫外，別無依托，別無法門，別無終極保證。
但也是在這一點上，賀照田可能得面臨他對徐復觀先生的重新解釋孔子而得的“為己之學”的臨界選擇。我提出的問題是，這個為己之學，好歸好，但畢竟是“君子之學”，只有知識份子有需要，有閒暇，有能力，並不憚於經由對認知態度与能力的不斷精進，不間斷地否定与提升自我。所謂的“一般人”當然也有認知歷史与現實的需要，以之生活以之安頓自我，但這大多是在一種意識不強的狀態下爲之，而且無法承受過重，過重即為奢侈。我不知道徐先生是否仍有君子小人之辨，但賀照田也許需要交待這一現實問題。如果，一般為生活所迫的人（即，非學院精英）現實上並沒有辦法涵養於為己之學裡，那麽，為己之學就有兩個問題：一，它無法成爲一個較普遍性的“社會統合原理”，而這正是賀照田所念玆在玆的一大關心；第二，如果“一般人”丟棄了宗教或素樸形上學，或在此，丟掉了“普世價值”的尺度，卻又無法進入“為己之學”，那是否會“民斯濫矣”呢？是否會成爲法西斯，極右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傳統至上主義的群衆擅動家的操作對象呢？經由對一些本有的素樸的文化与歷史要素對人民進行操弄呢？這也難怪賀照田在另一篇未發表的論文中，對那些假借依傍歷史内在的“傳統主義”者的警懼，遠遠超過對啓蒙普世價值的宣道者的批評（《亚洲視角：中国的包袱?還是中国的契機？》）。對於啓蒙以來的普世價值，賀照田承認那是理想性的承載，他並沒有要否定它，只是要求這些“外鑠”一定不能只是“外鑠”，而必須要找到与有機之内因的結合，如沙之找到蚌，才能產生“充實而有光輝”的結果。
五、方法作爲嚴厲的裁判並引領知識与論爭品格
這本集子裡大多數的文章批判性极強，但不是傳統左派的意識形態批判的一路。賀照田批判的特質是盡量避免對單一立場的批判，而是對爭論雙方或各方的批判。如果不是賀照田那麽苦心孤詣地體貼到每一方的内在与感受的話，這種批判姿勢一定會落到不是高傲就是油滑。賀照田誠懇地經由演練其所信服的方法，並以此方法作爲法度，對爭論進行裁判。因此，這樣的一種批判就不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而是要求知識境界的提升。因此，我們似乎可以說，賀照田的思想表現了一種特定的過程性的普世主義。
好比在《當代中國思想論爭的歷史品格与知識品格》一文，賀照田批評了前幾年頗熱閙的所謂自由主義与新左派的論爭，但與其說他是在介入這個論爭，是其所是，非其所非，還不如說他是透過對這個爭論過程的認知与心情（即，堂而皇之的論述後頭那些被歷史影響的無法言明但在情緒上欲望上佔支配性位置的力量），以及國家論述的包抄，這些之上作考察，發掘幽暗，言其未明。因此，表面上是對這兩造的批評，但實際上賀照田的指月之手的所指是知識活動的深層自主性。
賀照田對自由主義愛之深，責之切，因此，把自由主義放在被告首席。他認爲，和一般理解不同，這場爭論是可以沒有的。而畢竟發生了，主要是因為自由主義的知識品格不足的緣故。自由主義者被現實的危機或挫折所太直接策動，沒有深切自省自身的籠統批判（例如反激進主義）的後果，太被政治正確的虛榮姿態所吸引，不願意也沒有能力直面自身的歷史可能性，因而只是“心情自由主義”，如風中之葦，動靜皆有所待。是這樣的格局的自由主義誤認誤指“新左派”的有效訴求為敵。自由主義的歷史品格也不足，它反思激進主義的影響，但卻只是透過評價翻轉（即，非其所是），而沒有對這樣一本屬於歷史的議題擺回到歷史中考察。因此，自由主義在需要有歷史感才能有效發言時“漏掉了歷史本身”。同樣，這樣一種缺乏歷史与現實感的論爭，也反映在新左派上頭，例如他們，如賀照田所言，在對“新自由主義”的理論批評的直觀引用時，“漏掉了中國現實本身。”
因此，對賀照田而言，談啥論爭的勝負？還早呢！中國知識界要面對的還是在最基本的學術品格的建立——在知識与倫理上建立“有效的批判傳統，批判立足點”。而在這個爭論中，雙方的知識品相都不良，爭論都是基於意氣的散沙之上。賀照田因此提出了包括重新認識“理論的不透明性”，“事實的不透明性”等基本認知態度与能力的培養。期望在廣義的方法上建立起更堅實廣大更有肺活量的知識場域，對求知与論爭皆然。在這個共享場域中，進入者不攜帶體系性理論以自驕驕人，在論爭中，既然理論与事實都不是自明的，那對手也不是卡通化的簡單自明。論爭者都是求知社群的一份子，都應對“世界深存敬畏”，對“思想的後果心存敬畏”，謙遜地努力於“更穩妥地提供知識与思想。”
這是賀照田對中國大陸知識界的未來的期望。對這樣一個了然於方法，主體，歷史与現實之間的纏繞糾結的思想者，我也有一個期望，期望早日看到在這樣的自覺的方法藤葛之間，早日結成歷史洞見之果，讓我們更具體更了然地感受到這個思路的孕育力量，在感動中，說：的確是要有這樣的方法，才能有這樣的歷史与現實洞見啊！
賀照田先生，用臺灣流行的話，是一個六年級末班生，青春正盛，讓我們一起期待著！
目錄
序
方法作爲救贖 ——序賀照田先生的《當代中國的知識感覺与觀念感覺》／趙剛
第一編：直擊當代
制約中國大陸學術思想界的幾個問題
貧乏的論爭 難預期的後果
當代中國思想論爭的歷史品格與知識品格
後社會主義的歷史與中國當代文學批評觀的變遷
時代的認識要求與人文知識思想的再出發
中國革命和亞洲討論
在困惑中博求 在不安中承擔
第二編：通過歷史觀想當代
次經典、問題史閱讀與中國新思想傳統的形成—以《中國文化的展望》閱讀問題為中心的討論
從殷海光晚年史學思想的轉變看引社會科學治史思路的限度
徐復觀的晚年定論及其思想意義
常規研究與創造力的獲得 —以朱光潛研究、寫作道路為參照的討論
第三編：在回應中反觀自身
社會科學本土化與學術自主性—以《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為參照的討論
附1林載爵：基進的台灣社會研究
以保守為建設 以被動為主動—讀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附2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拒絕成為自己 也拒絕成為他人—讀鈴木將久教授＜竹內好的中國觀＞
附3鈴木將久:竹内好的中國觀
作者後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