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46期：

編輯室報告

「當流俗否定他們的主體、鄙視他們的能為時，某某的寫作卻是越發地要彰顯他們的主體性和他們的能為，也越是要為他們伸張理路。」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而且有幸每個時代似乎都有這樣的一種書寫靈魂聞風而悅之，承先啟後，踽踽於途。這樣說，也許馬上就讓人想到魯迅這個標竿，以及整個現當代難以窮指的各種中西左派傳統。但「左派」這個於今意義亟待重建的現代性詞彙似乎也不是這樣一種悠久實踐的必要標籤，因為總有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時代以不同的名義用不同的語言在作相類的事。好比——抱歉這個例子的過於極端，但或許因其極端反而事理立現——那個「厭作人間語，愛聽鬼唱詩」的「封建」落第文人蒲松齡，其實也是個魯迅、也是個E. P. Thompson、也是個墨翟、也是個左基督！弱女野狐人獸之間非人非鬼的存在，在他的筆下皆是情意沛然、主意決然的「主體」，無處不真於、不強於那些拘謹可敬、傲人憐己的「紳士淑女」。為世間被壓迫與被歧視者眾立傳發聲，從而回過頭來以「弱者之詩」培力（empower）尋常大眾，另譜社會新韻，毋寧是這一群書寫者的共同心之所繫。政治知識份子的歷史角色曾是「以文亂法」，為人間鳴不平，將養另類生息，但如今則似乎是群起以文護法，縱橫智庫，意氣風發一如某古齊人。

本期《台社》的專題「底層反抗主體與論述」，其實就是這個綿延不絕的邊緣和弱勢戰鬥的延伸。何春蕤與甯應斌的論文則是兩個旗幟鮮明的例子，前者勾勒出被社會以各種微觀權力機制隱形的反抗主體，後者則念茲在茲地為反抗主體提供反抗論述。何春蕤的〈認同的「體」現：打造跨性別〉是一篇為台灣的跨性別者記錄伸張其主體性的開拓性論文。這篇論文揉合了文化想像與田野知識，傾聽主體的聲音、理解主體的力量，從而對那些以常態性別二分為預設的女性主義或「現代性思考」，進行有理論深度可能的、以經驗為基礎的具體批判。這篇論文所指向的目標並不只是為跨性者進行「除罪化」或是「去病理化」，而更是為已經取得常識霸權的兩性平等論述的台灣社會提出新的語言、新的敏感。透過跨性主體對他們自身的性別意識與認同的經營與周旋，何春蕤看到了驚人的反抗與轉換力量，而長久以來這些力量（儘管在公民教科書上被稱做自主、自由或個體性）卻不是被嗤之以鼻就是被繩之以法。這些「弱者之詩」是台灣社會自我改變自我提升的真實本土力量。透過這些主體的衝撞經驗，我們看到了那些對某些人士而言是許諾自由平等的兩性共治話語，卻一下子變臉為新規訓社會的緊箍咒，也看到了本質主義認同政治的不一致或罩門所在。何春蕤的這篇論文在對中產階級國族主義的新規訓社會的批判上應是再度擊出了安打。《台社》一如既往，期望不同看法或立場的人士能提出回應與批評，將問題繼續推進。

1997年九月台北市政府關於「廢娼」的政策，引發了原先女性主義陣營中的尖銳的思想與政治鬥爭，而鬥爭的核心理論問題之一就是到底性工作算不算是「工作」？如果算，那麼當然性工作不但可以除罪化，還可以期望它和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其他各種工作一樣，能得到各種合法的保障與支持。如果不算，那麼這種沒有正當性的活動就必須從日益全球化與仕紳化的台北大都會與台灣新國家的打造過程中隔離出來。因此，這個鬥爭所牽扯的意義就泛出了性與性工作本身，而也是關於一個合理的、正義的都市（與社會）的意象/構成問題，當然也是階級與國族的問題。後來公娼事件的熱度因為都市政權的遞嬗而退潮，但整個關於規訓都市的打造並未稍歇，而國家暴力進入市民生活（例如網路通訊）以達到「掃黃」目的的作法反見更細緻深入。從此可見，民族國家的打造已經成為跨「族群」、合藍綠的共識，於此，階級意涵益發凸顯。

甯應斌的論文〈性工作是否為「工作」——馬克思的商品論與性工作的社會建構論〉一文的歷史背景大概如上所言，雖然這些背景在論文中並未被言明，雖然這篇論文也大致並沒有逸出關於性工作這個概念的探討。在這篇論文中，甯應斌以分析哲學的精準論述企圖否證或證立某些命題，為性工作者或支持性工作的社運者「伸張理路」，以具體的事證駁斥某些「本質主義」的女性主義的反倡論述，並以社會建構論以及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論，釐清性工作確確實實地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一種工作，而且並不特殊。甯應斌的論文對於性工作者的主體性的建立應有重要貢獻，因為反倡論述的最重要的立論點恰恰就在於性工作不算是工作。儘管甯應斌的論文或許會因為切切地要證明性工作是資本主義社會的題中之義，從而或許予人一種對資本主義（的工作及交換關係）的批判不足（insufficient critique of capitalism）的感覺，但是這樣的一種論述策略似乎要比順手拿來異化或剝削的高調來反倡，但同時卻對資本主義下絕大多數薪資勞動者所體現的異化與被剝削顧左右而言他，要來的真誠的多。

本專題所收錄的第三篇論文是趙彥寧的〈家國語言的公開秘密：試論下階層中國流亡者自我敘事的物質性〉。和前兩篇論文生氣勃勃、鬥志昂揚地要為底層反抗主體繪影存聲、為反抗論述伸張理路對照起來，趙彥寧的論文雖然一樣地是面對極度弱勢的社會底層（underclass）——下階層中國流亡者（也就是習說的老兵），但是由於對象的特殊生物、物質與社會侷限（所謂「三重失落」——老病、窮困、無處是家），這篇論文可說是幾乎先天地設定在一個詭異的、薄暮幽光的敘事路數上，要為瀕亡的人群（在作者近年的研究過程中，就有「近十位受訪者過世」）發明主體、在卑之無甚能為（agency）之下開示能為、在無能反抗之中找到反抗。這些趙彥寧筆下的流亡者同時也都是無產者（沒錢也沒文化資本），在他們的個人傳記與日常生活中充滿被背叛的焦灼或「妄想」（另一種真實？）。但他們何以會周密地以背叛為主要敘事手段來架構他們的語言、人生與家國，卻又也是由於他們的物質條件與環境；物質性的分析因此是本篇論文的重點。趙彥寧的循環唯物論描摩出她所看到的底層人們的情緒與思維的形成基礎，也指出了一些重要的認識論機轉，例如，所謂的「公開的秘密」或是「魔幻寫實」。趙彥寧藉由大師Taussig之助，指出這些貌似昏聵、玄異的老兵詩作，其實是在推出一種「神妙的真實」；貌似時空錯亂，卻是在進行『顛覆性轉換「過去—當下—未來」中能動性的社會實踐』！

老兵具有「文化與政治公民性」嗎？這是趙彥寧論文所提出的一個比較現實性的爭議。趙彥寧的回答依然在薄暮幽光之中。因為，一方面，對那些斥責老兵為族群暴民的人士，作者顯然不能接受他們的「理性不足」的指控，但另一方面，老兵的「適時理性」卻又讓作者深感以國家理性打造新國家的話語無孔不入，連反對新國家的老兵都為其體現。趙彥寧似乎指出所謂的「古典自由主義式」的公民國家或公民社會的話語，事實上是通往「某種類似極權形式的國家概念」的奸詐繞道。在這一點上，趙彥寧和前述二作者似有會通之處，但後者似乎對於古典自由主義的價值還比較要有些兩難的況味。趙彥寧的這篇論文雖然並沒有直接回答老兵算不算是公民，但至少暗示了一個顯而易見的真理：要當公民，也要有能當的成公民的物質條件。這麼說來，底層流亡者被期待或質疑其公民角色，都可說是一個何不食肉糜的態度，不管善意或惡意。但這麼一來，是否期待老兵成為社會性主體、期待對其論述進行理性理解、期待彼之能為有其「歷史性」的問題意識，就弔詭地也成為訕訕冷眼的對象了。從而，研究對象與研究者的「關係」有可能成為一個很有趣的、薄暮幽光的問題。

以上是《台社》46期「底層反抗主體與反抗論述」專號的三篇論文。本期的一般論文有兩篇，夏鑄九等人的〈朝向市民城市——台北大理街社區運動〉以及錢永祥的〈演化論適合陳述自由主義嗎？——對哈耶克式論證的反思〉。前者所記錄分析的大都會老舊市區的市民社區運動當然是當代台灣乃至全球範圍的重要反抗實踐，和本期專題有密切呼應的關係。但由於基本上這是一個有產市民的社區保護與重建運動，和上述三篇論文所處理的底層抗爭不同，所以並沒有被歸到專輯中。夏鑄九等人的論文令人聯想起過世的英國史學家E. P. Thompson的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現有中譯）的making一字。現行的中文翻譯均將making翻譯成「形成」，其實差之千里，因為making意味著人的主體性與在歷史中的點滴實踐，而「形成」則有太多的「自然」或「機制」的味道——因為某種客觀條件或是歷史邏輯而「形成」。這種史觀恰是Thompson的一生寫作所亟力反對的。夏鑄九等人關於大理街老舊市區的社區居民的反抗主體的形成，其實也是清楚的指出這個「社區」或「社區意識」是點點滴滴地在爭鬥地脈（contested terrains）中被參與的主體所實踐出來的，被人們「做出來」（make）的：從一個本來僅僅是被某種退縮的、自保的鄰避（NIMBY：not in my back yard）意識所驅策的社區抗爭，慢慢藉著各種社會力量的參與（包括規劃者作為進步知識份子），進而轉化成一個邁向社區集體參與規劃的進步社區的雛形。這個過程，夏鑄九等人的論文有詳細的整理耙梳，相信對於流行的社區總體營造中的見景不見人的時弊，有一定的批判作用。

哈耶克的自由主義曾經透過偉大的反極權者殷海光，影響了五、六年代幾乎滿滿一世代的台灣自由主義知識份子，而在過去這十多年中，又深刻地主導了當代中國大陸的（新）自由主義的話語與思路。對於這樣一位現實上仍有重要影響的一位自由主義思想傳統，錢永祥提出一個乍看有些過時但實際上非常及時的提問：哈耶克式的論證（以自發秩序為代表）真的適合用來陳述自由主義嗎？和這個提問相關的兩個問題是：自由主義的前提是不是獨立的道德主體？以及，契約論的論證方式是否更適合用來陳述自由主義？錢永祥似乎無意於學術象牙塔的黨同伐異——支持羅爾斯打擊哈耶克，但似乎的確在意於什麼樣的自由主義更適合舒張平等、公共與社會正義等價值。由此觀之，這篇論文也和本專輯有遙遙呼應之處。

羅燦瑛的〈他的性騷擾？她的性騷擾？：性騷擾的性別化建構〉是本期所收錄的一篇調查報告。透過詳盡的訪談，作者指出了男性和女性在對性騷擾的界定、理解、歸因與反應雖然有共同之處，但更有因性別位置不同而有的巨大差異。這篇調查報告的特殊之處是在於它主要是針對同儕（例如同學間）性騷擾進行調查，而同儕性騷擾一般而言遠多於上下關係的性騷擾。這篇調查報告或許「有助於瞭解性別權力在兩性互動中的運作動態。」

2002年3月24日《台社》與台灣人權促進會以及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在台北紫藤廬舉辦了一場座談/記者會，針對當時剛發生的壹週刊事件進行立即的公共反應，頗富爭議性的壹週刊彼時正因為所謂的「洩密」而遭到國家機器的搜索、扣押，並可能遭外患罪起訴，而當時一起被捲進這個事件的還有中國時報。《台社》同仁認為這是一個有關言論自由這個基本人權的危機，因而舉辦了一場邀請了媒體、立委以及人權團體以及記協人士參與的座談會。這個座談會的會議內容，請上網參考http://www.bp.nthu.edu.tw/WebUsers/taishe/index.htm。至於本社編委針對這次事件以及座談會所準備的發言稿，則刊登在本期，以作為歷史見證。這是繼上一期，《台社》見證並參與抗議新聞局查禁大陸書籍的活動之後的另一次民主公共參與。在舊政權逐漸淡出鏡頭的2002年今天，人們還必須重複類似殷海光時代的抗爭訴求，能不令人百味雜陳嗎？這讓人聯想到一句名言：「重要的歷史事件或人物常常會重複地再發生一次，只不過頭一次是悲劇，第二次則是鬧劇。」這個聯想自然不是無端的。

「底層反抗主體與論述」專題

認同的「體」現：打造跨性別／何春蕤(46 民 91.6 頁 1-44)

這篇論文嘗試具體記錄台灣某些跨性別主體如何在有限的、被排擠的社會資源和空間內積極打造自己的身體和形象，以構築並管理她／他們的身體和認同。本文一方面顯示台灣跨性別身體之社會存在的特殊性（the specificityof transgender existence），以及這些主體在面對社會侷限時所各自發展出來的動態策略，顯示眾多跨性別主體在性別、年齡、社經地位、外貌、體型等等方面的差異存在條件（這些條件狀態都可能影響到「體現身體」時能有多少說服力）；另方面也想探究跨性別主體在斡旋構築這個社會存在時所逐漸浮現的主體性，也就是探究跨性別主體在管理身體與認同時所做的日復一日打造工程已經在社會文化中投下何種值得觀察的性別變數（而這些打造工程也持續折射「性別的體現」的含意和表現）。

關鍵字：跨性別、體現、性別認同、性別二分主義、性別殊異、性多元、社會建構論、變性、變裝

The present essay attempts to record how some transgendered subjects of Taiwan have worked to construct, out of limited social resources and cultural space, their own bodies and images in order to manage their sexual bodies and gender identities. The essay will describe the specificity of transgender existence in the Taiwanese context as well as the dynamic strategies that these subjects have devised to maneuver their social existence. The differences in their sex, age, socio-economic status, appearance, physique, etc. will be shown to affect the persuasiveness of the embodiment of their identities. Yet, the subjectivities that they have developed in this process of self-construction have also continued to refract the meaning and presentation of gender embodiment in addition to casting new variables in our culture of gender dimorphism.

Keywords:transgender, embodiment, gender identity, sexual dimorphism, gender variance, sexual diversity, social constructionism, transsexual, cross-dressing

家國語言的公開秘密：試論下階層中國流亡者自我敘事的物質性／趙彥寧(46 民 91.6 頁 45-86)

本文主要自下階層男性中國流亡者的生命史與自我敘事出發，試圖探究這些人士表面抒發的國族語言（作為言說媒介與書寫形式）之物質基礎、其隱含的時間性與歷史性、及其所理解並感知的真實範疇。藉由這個研究，我也希望對再現、階級與感官間的關係，提出一個奠基本土實證研究的理論詮釋可能。本文第一節交代此研究使用的方法與此論文寫作的形式，並陳述男性流亡敘事的基本特性，及其無法全面性地套入當代台灣國族語彙的原因。本文第二節通過2000年總統大選前後受訪者的訪談與田野資料，試圖彰顯國族話語的物質基礎，藉以重新審視後解嚴時代台灣公共領域中有關理性、公民與國族情感間的可能關係，並試圖彰顯匱乏的物質條件如何可建構所謂的「公開的祕密」，而這個「祕密」的「公開性」，又如何可塑磨個人以「被騙與背叛」為主題的生命史主軸，且又何以激發或創構個人與集體的情緒展演與人際關係。本文第三節引用兩位下層受訪者的家國話語，進一步闡釋下層中國流亡者的階級特性，與此特性所激發的歷史能動性，並藉以提出對既存諸如「歷史」、「階級」、「真實」等議題的另類看法，並解釋「寓言的再現」模式何以顛覆性地轉換所謂的「真實」的象徵系統，而又如何可藉此回應當代台灣後解嚴社會所理解的「階級異化」之公眾看法。

關鍵字：流亡、背叛、公開的秘密、物質性、寓言、異化

Based on ethnographical research an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lower-class male Chinese diasporists in Taiwan (as commonly termed "first-generation of Mainlanders), this paper seeks to examine the modes of materiality that have constructed and reconstructed these people's narratives of life history-a group of people that have generally deprived of both cultural capital and economic means. It argues that, while normally embedded in a language evoking nationalistic sentiments and imageries, these narratives should be seen as symbolic mechanisms whereby individuals in exile build up their historical agency-a form of agency that has been denied to them by any of the nationalistic regimes having assuming power in post-WWII Taiwan. It proposes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s of "open secret" and "magical realism" in understanding such a seemingly nationalistic narrative. By "open secret" it refers to discursive acts surrounding the themes of national secret, deception and betrayal that are largely circulated among this group of people. By "magical realism" it highlights the significance of agency and subjectivity in constructing an alternative national history through means, such as composing patriotic poems in semi-shamanistic trance or dream, that are often perceived by the larger society to be irrational or insane. This paper concludes with the argument that class,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are interwoven and this interwoven-ness often manifests itself in the material basis that at once supports one's everyday life and is restructured through the symbolic actions in which one invests the most emotion. Without a cautious examination of such a form of materiality, we will not come to a fuller understanding of either the nature of diaspora or that of ethnic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Taiwan.

Keywords:Diaspora, Betrayed, Open Secret, Materiality, Allegory, Alienation

性工作是否為「工作」？—馬克思的商品論與性工作的的社會建構論／甯應斌(46 民 91.6 頁 87-140)

「性工作是否為『工作』？」這個有點無謂的問題，可以被改問成「為什麼一個活動會被視為性工作？」——我將從「性工作的社會建構論」來回答。這個問題又牽涉到另一個更基本的問題：「為什麼一個活動會被視為工作（即，可以成為商品性質的服務工作）？」——我將從「馬克思的商品論」來回答（馬克思商品論則是一種廣泛的「商品工作的社會建構論」）。

常識的本質論觀點認為「性工作有不同於其他工作的獨特性質」，但是馬克思的商品論顯示：性工作具有商品勞務交換性質的原因，和性工作本身的勞動形態與獨特性質或特徵，根本就不相干。性工作的社會建構論（延伸自同志研究的性的社會建構論），則進一步說明，性工作是在一連串的知識／權力操作下被建構成「獨特的」工作。

本文最後從性工作的社會建構論角度來駁斥某些女性主義的反倡說法，並提出「婚姻中的賣淫」來解構主流的性工作建構。

關鍵字：性工作、馬克思、佩特曼、商品、性的社會建構論、知識／權力、婚姻中的賣淫

Is Sex Work really "Work"? A somewhat rhetorical inquiry may be reformulated as: What is the distinct and essential nature of sex work that distinguishes it from other kinds of so-called "real" work? These questions are shown to be totally misguided in the present paper through first attempting, in an analytical philosophy approach, to establish some criteria to capture the distinct essence of sex work, and then demonstrating counterexamples that reveal the socially constructed nature of sex work. The thesis of social constructionism of sexuality or homosexuality is shown to be valid when extended to sex work. The identity and identifying characteristics of sex work are shown to be constructed within a constellation of knowledge/power. Such a line of argument is strengthened by Marx's theory of commodity, which is interpreted as a wider version of social constructionism of commodity/service work in the present paper.

Keywords:Sex Work, Marx, Carole Pateman, Commodity, Social Constructionism of Sexuality, Knowledge/Power, Prostitution in Marriage

一般論文

朝向市民城市—台北大理街社區運動／夏鑄九、成露茜、陳幸均、戴伯芬(46 民 91.6 頁 141-172)

本文以台北萬華大理街的都市運動為個案，分析一個老市中心的舊鄰里，如何經由一連串社區動員過程，反對市政府的都市計劃與都市更新方案，結果不但改變了市政府的態度，而且經由社區參與過程，致力於推動改善社區公共空間的品質。這個動員的目標雖然還沒有完全達成，後續的公園設計、相關工程建設、地方產業轉型還在進行，其他的外在危機也還在繼續發生，有待社區成員繼續努力。然而在這些社區動員過程中，確實可以看到，經由認同的轉化，以社區抵抗為起點的市民意識在逐漸形成。作者們先說明大理街社區動員的起因、過程與初步結果。在這個基礎上，進一步分析在成功的社區動員過程中，社區組織的成員與不同政黨的民意代表、新聞媒體、專業者的互動關係，以及，社區組織本身的弱點與社區意識的自我反省能力。這個社區自我賦權過程，接著還要面對更困難的老市中心轉化和參與式公園設計等方案。最後，就成功的都市運動個案，在國家與社會間表現的新歷史關係轉化方面的理論意義言，大理街個案可以視為近年台灣市民社會歷史浮現的一部份。這是市民日常生活中城市的與社區的領域性認同的表現，地方政府與社區自主性間的動態互動關係值得做為後續追蹤研究的基礎。作者們想指出，這是都市運動過程中市民形成的過程；做為一個第三世界的城市，台北市或許不是沒有創造一個“市民城市”的社會基礎與機會。

關鍵字：市民、社區、都市運動、市民城市、台北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Dali, an old neighborhood in the old Taipei city center struggled to transform itself from resistance to the City's urban renewal plan to the militant mobilization of a common project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ommunity life. In the process passive residents became active citizens, and hapless individuals trapped in the "development oriented" partnership of state and capital became a formidable collective insisting on equal participation in decision-making that would affect their community. Their transformation strengthened the nascent civil society of Taipei and even won government recognition as an exemplary case of urban movement. By constituting Dali as a community, the residents contributed to the remaking of Taipei as a Citizens' City. We discuss the background, process, and preliminary outcome of this community struggle, and then analyze its implications for transforming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Taiwan.

Keywords:citizen, community, urban movements, citizens' city, Taipei

演化論適合陳述自由主義嗎？—對哈耶克式論證的反思／錢永祥(46 民 91.6 頁 173-192)

本文根據自由主義的規範性格和基本關懷所在，對於演化論——以哈耶克的「自發秩序」觀為代表——是否適合作為論證架構，來陳述自由主義，提出質疑。演化論認定，演化結果在評價上必定屬於在某種意義下可欲的事態，自由主義卻會要求根據獨立的道德個人主義作為評價標準，衡量甚至更動演化的結果。因此，兩者雖然有相親之處，本文認為用演化論陳述自由主義並不合適。

關鍵字：演化論、自由主義、哈耶克

This paper argues that evolutionist social theory, F. A. Hayek's idea of spontaneous order being the most sophisticated representative, is not adequate to serve as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articulating liberalism. It is pointed out that for evolutionist thinking the outcomes of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must always be counted as desirable, hence justified, in some evaluative sense, whereas liberalism wants to evaluate, and when necessary tinker with, such outcomes in accordance with some version of moral individualism as an independent standard. Hence a fundament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in spite of the many affinities found in other respects.

Keywords:Evolutionism, Liberalism, F. A. Hayek

調查報告

他的性騷擾，她的性騷擾？：性騷擾的性別化論述／羅燦瑛(46 民 91.6 頁 193-250)

國內性騷擾研究多依循行為學派的實證量化取向，著重對性騷擾行為及心理層面的量化探討，可能忽略國內對性騷擾的本土性界定及性別化建構。本研究採取言談分析法，檢視十八個焦點團體的訪談資料，探討男女大學生對性騷擾概念的界定，認定，歸因，與創傷論述。言談分析顯示，男女兩性對性騷擾的建構有其共通及差異之處。共通之處在於對性騷擾概念的化約式界定，但對（自身經歷）事實認定的精緻複雜。此外，男女兩性對性騷擾的建構差異相當多元，含括對性騷擾的命名基礎，認定標準，歸因論述，心理創傷，因應處境等。本研究發現，受訪者對性騷擾的性別化建構傾向複製父權意識型態，及深化女性抗拒性騷擾的劣勢處境。基於上述發現，本研究針對國內性騷擾實務處遇，學術研究，及社會教育等面向，提出省思及建議。

關鍵字：性騷擾建構、性別差異、言談分析

This study employed discourse analysis to examine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exual harassment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employees in Taiwan. This study conducted 18 focus groups to gather discursive data on the definition, naming/recognition, attribution, and impact of sexual harassment. The analysis reveals that, although men and women share similar definition and recognition of sexual harassment, the discourse for naming, attributing, trauma and coping of sexual harassment is a gendered construction, which tend to reproduce patriarchal ideology and oppress women's agency in responding to sexual harassment. Implications for case counseling, research strategies, and social intervention of sexual harassment in Taiwan are discussed.

Keywords:sexual harassment, gendered construction, discourse analysis

問題與討論

新聞自由與國家安全：從《壹週刊》與《中國時報》依外患罪起訴談起／《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編委會成員(46 民 91.6 頁 251-)

發言稿之一：關於新聞自由與國家安全的幾點意見

一、將新聞自由與國家安全對立，然後追問兩者孰重，其實是一種旨在誤導社會的陳述方式。從業人員都知道，新聞界通常無法靠正常採訪途徑取得國安資料。檢視一些相關的案例，我們會發現，幾乎所有所謂新聞自由與國家安全發生衝突的具體個案，都具有極為明確的一個模式。這類案件顯示，新聞界能夠取得國安資訊、並且決定發佈，通常是因為：第一、國安體系內部有嚴重的不法弊端，於是內部的人覺得有必要揭發，媒體也覺得有公諸社會的必要；第二、國安體系所做的事情牽涉到嚴重的道德、政治爭議，於是內部的人覺得不能不訴諸公論，媒體也認為必須促成公共性討論。換言之，新聞界會感到興趣、覺得有義務發佈的國家安全消息，通常是涉及弊端、涉及可議的政策或者作為的國家安全資料。若是沒有這兩種背景，提供資料者豈不祇是單純的盜竊、洩密罪犯，哪裡有新聞自由與國家安全的衝突可言？若是沒有這種背景，媒體居然敢冒大不諱，貿然發表國家安全機密，豈不是單純的洩密和壞事，哪裡有新聞自由與國家安全的衝突？今天，政府與執政黨將問題簡化為國家安全與新聞自由的衝突，正是為了掩飾這次事件的這種（弊案與政治爭議）背景。明智的公民必須警覺到這個伎倆，不要被愚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