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47期：

編輯室報告

在「市場經濟」、「自由競爭」、「解除管制」、「彈性生產」、「去中心化」……等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口號背後，八年代以來的資本主義發展其實是新一波的壟斷與集中程度的升高，恰恰好和新自由主義的自由公平的許諾產生了扎眼矛盾，在某種意義上形成了截去福特主義社會政策配套的超福特主義的「勝者全拿」的壟斷經濟。「大」和「集中」似乎仍是指導原則：城市朝向超大化發展、企業朝向集團化發展，甚至民族國家機器也沒有空洞化，而是朝向「競爭型國家」轉型，以全球為尺度進行再管制。如今看來，當初後福特主義的斷代宣言似乎是一種令人尷尬的具有強烈哥倫布情結的政治經濟學故事。也許除了「後正義」之外，世界其實並沒有「後」到哪兒去——資本主義的構造與邏輯並沒有典範性質的改變。

所謂壟斷與集中當然不只是財富分配上的貧富懸殊拉大（例如有些論者動輒妒恨地指出比爾蓋茲富可敵洲），更是結構地表現在資本的更高度集中以及市場壟斷上。而這一波壟斷與集中，用本期瞿宛文的話，不只是表現在經濟體的規模的增大，還表現在範疇（scope）的擴張，後者只要看看全球百大企業的「多角經營」以及蔚為風潮的企業兼併，就可立即了然。所以，經濟發展後進國或區域要如何對抗以強權政治力量為後盾的技術與專利權的壟斷、優勢的組織力量、垂直整合的生產行銷、以「全球城市」為基地的集中化資訊與優勢金融手段、以及文化審美品味的殖民化…，就刻不容緩地成為了一個重要的「爭取自主發展」或是「反支配」的命題。

打開台灣報紙的電影廣告版，映入眼簾的幾乎全是好萊塢電影，不要說國產片，就連傳統勢力之一的港片也不知所終。這是怎麼回事呢？或曰，不必大驚小怪，此乃市場機制；消費者的需求使然。但這個解釋其實不過是個什麼都沒解釋的循環論證，沒有歷史觀點也沒有比較觀點。韓國的經驗就說明了好萊塢帝國並非到哪裡都是所向披靡的：2001年南韓的電影市場中，其國片佔有率竟高達49％。

本期馮建三的論文〈反支配：南韓對抗好萊塢壟斷的個案研究，1958-2001〉即是向進步他者學習的嘗試，期望藉由對南韓的國家政策、電影人的鬥爭、與民族（或在地）電影資本，這三面環環相扣的過程的探究，理解南韓為何能透過配額措施，達成令人鼓舞的電影工業的在地生根茁壯。因此，這個配額政策的成功絕非單單是執行配額這單一意志而已，而是很多的結構與歷史因素共振而成。例如，一個「發展主義的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要「促參」、要形成規模經濟、要形成保護。而影藝界人士的有意識、有行動地反對好萊塢霸權，形成反抗論述（例如，「多元文化」、「自由且公平」），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也是不可不佩服的阿里郎精神。在國家與市民社會協力發動的出擊之下，在地電影資本也風行草偃地加入抗拒好萊塢的支配。馮建三雖然一向對資本不假辭色，但也指出吾人似乎仍宜將本地資本和跨國資本分而觀之，並對前者的進步性保留察看。綜觀全文，作者恨鐵不成鋼，對台灣的國家、電影人、與電影資本的失望可說是溢於言表，但仍寄望於台灣電影界能夠運動起來和國家機器能共譜一個進步的「國家—市民社會」關係，因為唯有如此，一個反抗好萊塢霸權支配的遠景，才庶幾有望。

瞿宛文與洪嘉瑜的論文〈自由化與企業集團化的趨勢〉，試圖描繪並解釋台灣自1987年以來，在市場自由化的大風潮之下，政府開放包括銀行、票券、有線電視、民營電廠、行動電話、固網等產業，以及高鐵這一大工程，等特許市場後，所發生的企業集團化現象。作者發現這些特許市場開放後，能加入競局的幾乎都是集團企業的子公司。集團企業一般不只是規模大，更重要的是事業所經營的範疇多，而正是由於在跨行跨業的經驗中所積累的組織與快速反應能力，使得這些集團企業得以在特許市場一旦開放後，能夠迅速攫取。作者明顯地站在馮建三所謂的「民族或在地資本」的立場上，指出後進國要迎頭趕上先進國，避免市場被先進國的優勢集團所壟斷，必須善加利用集團企業的「稀有的組織能力」。作者除了對集團企業有所期待外，也指出發展主義國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國家必須（至少在開放初期）對市場進行管制，避免外資勝者通吃，並讓本地資本能以時間換取空間。瞿宛文與洪嘉瑜的論文在後設層次上，等於宣告了台灣經濟的中小企業時代的終結，要大家（願意或不願意）面對集團時代的來臨（作者提出了一個數據：1993至1999這七年間，台灣五十大集團的總營收佔GNP的比例，由35％上升到52％）。這個新結構是需要大家嚴肅面對它的各種意涵的！儘管作者以務實的立場就發展論發展，但作者也指出，這些集團企業在國內市場的呼風喚雨，必然要求吾人「關切國內市場的壟斷程度以及其社會公平性的意涵」。

馮建三與瞿宛文／洪嘉瑜的兩篇論文，各自以其關注點，對近來的資本壟斷與集中的情形進行反省與研究，都碰觸到很多核心的問題，例如發展主義國家的角色、以及「民族或在地資本」在全球化脈絡下的定位與評價問題。這些問題都非常重要，也是本期「壟斷與集中」專輯所期望於深化討論之所在。這些問題，特別是關於國家角色的問題，也是我們本期第二個專題「全球城市」的核心關切之一。

王振寰的論文〈東亞「世界城市」的不同路徑：漢城與台北〉，比較了漢城與台北這兩個城市在1997年前的發展路徑，並解釋何以漢城經歷了1997的「金融危機」之後反而愈來愈往「世界城市」邁進，而台北則「逐漸失去競爭能力」。王振寰指出，這兩個城市的發展路徑不同，是因為兩地的經濟發展模式、企業結構、以及金融體制都有差異。九年代，漢城是在追求快速成長的目標下發展，台北則是在追求穩定下發展。漢城在金融體制自由化下，財閥高度擴張、外資高度投資，企業也積極跨國化，這使它成為潛力龐大的區域性世界城市。同時，漢城政府以及南韓國家機器也都轉型成競爭型（地方）國家。這個模式雖然將漢城暴露於1997年的金融危機之下，而使之受到重挫，但之後的發展，卻也證明了漢城已經在邁進世界城市上大有進展。相較而言，台灣的謹慎保守發展路徑雖然使台灣免於嚴重金融危機，但國家的一再管制的後果則是使台北無法與全球金融市場接軌。王振寰也指出台灣特有的政治叢結也是台北終究在邁向世界城市中躑躅難進的重要原因。因此，如何評價漢城與台北的發展路徑，其實是個困難的問題，因為規範的問題甚難迴避：發展重要還是穩定重要？在過去，台灣可以自豪這兩個目標於台灣經驗而論並不矛盾，但如今，在各種非理性的（當然有其歷史原因）內耗下，這兩個目標的雙失，似乎並非不可

簡博秀與周志龍的論文〈全球化、全球城市和中國都市發展策略〉預設了一個「全球城市的趨勢」，並以此檢視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城市發展的策略。作者指出原先具有支配性的以中小城鎮為主的「反都市化」、「反全球化」發展路線，終將「走入歷史」，而超大型的全球城市則將取而代之，成為主導的都市發展策略。這個由超大都市所主導的空間發展策略，會加速帶動發展，作者似是作為前提地肯定，但是這將帶來什麼樣的經濟、空間上的不均衡發展模式，以及所要付出的社會與生態的成本，似乎也將不得不是這個研究所引出的後續問題。中共建政以來，所建立的城鄉雙軌制，造成了嚴重的「一國兩制」以及對鄉村與農民的剝奪，改革開放之後，除了開始的短暫時期之外，中國大陸的城鄉差距並未縮小，反而在一直擴大中，而城市市民與農村居民的身份等級制仍然沒有動搖。這造成了上億的鄉村居民離開農村，游往城市。如果未來中國大陸仍將朝向「超大都市」集中發展，那麼必將帶來更大的不平等問題以及流動問題。《台社》第48期的「勞工流動」的專題將有兩篇論文處理這個議題，將會間接地和簡博秀和周志龍在本篇論文所提出的問題與觀點產生關連。

「全球化」不是一個價值中立的概念，也不是一個具有嚴謹分析性的工具，因為在大多時候，它的意識型態載重過巨，有太多的發展主義價值預設，對社會正義、生態環境、或在地文化主體性諸問題顧左右而言他——假如不是直接打壓的話。因此，社會正義的話語經常和全球化話語產生深刻緊張關係。的確，爭取社會正義的抗爭，很難不在民族國家的尺度內進行，因為民族國家的國家機器（的左手！）是迄今為止對資本能做出規範或進行社會資源重分配的最有效工具——儘管論者正在積極取消它當中。莊雅仲的〈集體行動、社會福利與文化認同〉，就是在這個全球化脈絡下，申論社會福利運動和（國族）文化認同政治之間的關係。福利社會運動不只是要錢，更是關於社會方向的定義權的爭奪戰，這中間不可能不牽涉到認同與文化的作用力；用莊雅仲的話，社福運動是尋求安全與自我的努力，是道德經濟學也是道德政治學。在新政權已經向新自由主義全面靠攏，放棄了「社會民主」政策方向，只留下民粹話語的當今，莊雅仲的言說似乎是早期黨外新潮流系的空谷回音，令人讀來有明日黃花之感。莊雅仲嘗試深化一種可謂之受人文主義薰陶的、左翼的、認同政治與福利政治，但他對「台灣認同」的「人文主義」理解與舉例，雖然精彩，似乎也僅能反映出一種禮失求諸野的現實窘境。畢竟，氾流的「愛台灣」話語經常是反人文主義的，也經常被拿來這樣子用的。如何才能有人文主義的「台灣認同」呢？這樣一種開闊的、包容的文化認同的試金石是什麼？如何才不至流於民族主義，或等而下之，種族主義呢？這個問題的答案恐怕得在台灣為數三十多萬的外勞的遭遇上獲得答案。《台社》敬請讀者期待48期。

本期唯一的一篇一般論文，是黃樹仁的〈台灣農村土地改革的再省思〉。這篇論文對很多關於土地改革的原因/動機的傳統解釋提出挑戰、對國民黨具有進行土地改革的能力提出質疑、也對土地改革提升社會正義與促進農業發展的說法提出抗辯。作者認為過去的關於土地改革的論述「似乎無力超出官方意識型態的籠罩」，因而流於人云亦云，無法透過理論想像與重新檢視歷史，提出典範性的質疑。這篇論文其實不只是討論土地改革，也幫助了國民黨政權性質、台灣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問題、台灣社會階級結構的形成…等相關議題，再次得以被問題化。這樣的一種對歷史與結構敏感的研究，不論其具體結論與出發立場為何，是我們這個仍在「能指狂歡節」(carnival of signifiers）中沈醉的學術地景所不嫌多的。

專題一：「壟斷與集中」

反支配：南韓對抗好萊塢壟斷的個案研究，1958-2001／馮建三(47 民 91.9 頁 1-32)

南韓的電影配額政策起於1960年代中期，在長達未能發揮功能的三十年之後，卻從全球化論述與解除管制之說日漸興盛的1990年代起，逐漸開始奏效。南韓因此構成了好萊塢壟斷世界電影市場八十餘年來的例外，雖然尚不穩固，但應該已經具有相當的國際意義。本文的焦點集中在1980年代中後期以來的南韓電影業之發展，以電影政策、電影人及電影資本為核心，逐一檢視其演變，並藉此探討，在自由化風潮蔚起的晚近十多年，何以配額政策反而產生作用。在探討的過程裡，作者並儘量同時檢視與南韓並列為發展型國家的台灣，一方面讓南韓與台灣的不同性質，得以凸顯，再方面則反省南韓的成績，是否能夠啟發台灣在內的其他國家。

關鍵字：銀幕配額，南韓、電影政策、電影資本、電影工作者、好萊塢、台灣

Screen quota was initially put into force by South Korean government in 1965 but had not been effective until the mid-1990s, during which time an increasing portion of the box office goes to films made by Koreans, the latest figure being 49% achieved in 2001. The success story of this quota policy, moving against the escalating power of rhetoric of liberalisation and globalisation, awaits an explanation. Hence this paper analyses mutual constitutive relationship of film worker, film policy and film capital in South Korea,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heuristic experiences to people committed themselves to destabilizing domination of this global Hollywood.

Keywords:screen quota, South Korea, film policy, film capital, film workers, Hollywood, Taiwan

自由化與企業集團化的趨勢／瞿宛文、洪嘉瑜(47 民 91.9 頁 45-86)

近年來，台灣集團企業的比重有不斷上升之勢，自由化之後尤甚。本研究整理了自由化之後國內新開放的一些特許市場的變化，發現開放之後的新參進者幾乎皆為集團企業的子公司，市場的開放似提供了集團企業擴張的機會，自由化反而帶來總集中度的提高。

集團具有範疇經濟的優勢，尤其是計畫執行能力，是其能快速大幅參進特許市場的必要條件。不過，台灣產業結構變遷迅速，集團企業必須不斷尋求成長機會。若將前三十大集團以其核心企業來分類，則發現新開放的特許市場，之所以由集團企業主導，集團企業亟於轉型的動機實為充分條件。這些集團都各有專注領域，轉進新領域可依賴其普遍性組織能力，但須集中力量累積特定性的組織能力。近年來轉型的集團數目超過三十大的四分之一。參與特許市場者，主要是轉進及原先就屬於服務業的集團，無論是要轉型或是防衛，主要皆為尋求成長機會。在服務業中，政府的相關政策，須在全球競爭力及社會公平性的考量中設法取得平衡。不過可確定未來在台灣，集團大企業的角色只會更為吃重。

關鍵字：集團企業、自由化、範疇經濟、計畫執行能力、組織能力、經濟轉型

The weight of the business groups in Taiwan's economy has been increasing in recent years, especially after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began in earnest since 1986. It is found that, in the newly liberalized markets, most of the entrants have been group subsidiaries. Market liberalization provided opportunities for business groups to expand, and thus liberalization ironically raised the aggregate level of concentration. Scope economies, and especially project execution skills, comprise the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group firms' dominance of the newly liberalized markets. On the other hand, the fast changing nature of Taiwan's industrial structure implies that business groups have to seek out growth opportunities relentlessly. Classifying the top 30 groups by core business, we find that most focus in certain areas. More than a quarter of them switched their core business out of traditional sectors into growth industries in recent years. Only those groups which either switched into or were originally in the service sectors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newly liberalized markets. The importance of the business groups will only increase
in the future. In the service sectors, the government has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the concerns of raising the level of competitiveness of local firms and maintaining a fair trade environment.

Keywords:Business Groups, Liberalization, Scope Economies, Project Execution Skills,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y,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專題二：「全球城市」

東亞「世界城市」的不同路徑：漢城與台北／王振寰(47 民 91.9 頁 85-141)

世界城市地位是東亞主要城市的夢想，但是1997年的金融風暴卻打碎了這樣的願景。本論文討論漢城和台北在邁向世界城市的過程中，由於不同的發展方式，採取不同的策略，而展現不同的模式，並在1997年東亞金融風暴中，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世界城市就是控制中心也是金融中心，而這意味著城市功能的改變和金融體制的轉型到英美資本市場模式。我將指出，漢城與台北的發展，受制於過去體制的影響——經濟發展模式，企業結構，以及金融體制的因素——漢城的模式，是成長擴張，企業追求全球化，以及金融無控制的自由化。這使得漢城的發展高度與世界連結，但是由於高度擴張和企業的負債，而使其世界城市發展陷於高度風險。相對的，台北的發展與台灣的穩定優先模式、中小企業為主、控制下的金融自由化有關。因此，台北的世界城市發展，穩定先於擴張和成長，而使其全球城市策略受到限制。本論文也將討論1997年之後，漢城和台北在政治經濟發展上的差異，漢城在大幅度改革之後，重新站起；而台北則在政治與經濟分離下，逐漸失去競爭能力。

關鍵字：世界城市、金融體制、金融中心、漢城、台北、東亞

To become a world city has been an ambition for most of the East Asian cities. However, the 1997 financial crisis seriously spoiled this wish.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ifferent approaches that Taipei and Seoul have adopted in transforming into world city status. I argue that a world city is also a commanding center in which the financial sector will play the dominant role in which the sector will also have to be transformed into the Anglo-Saxonian financial market model. This transformation is path dependent, affected by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financial sector respectively. It will argue that Seoul's approach was based on big push, Chaebol oriented, high debt-to-equity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liberalization without regulation tactic. This led to the high growth of the city however it also put Seoul into a high-risk environment. In contrast, Taipei's approach was based on prudent method,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low debt-to-equity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controlled liberalization. Therefore, Taipei's transformation has not so enormous, and lacking the capacity to become a world city.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of both cities after the 1997 crisis and concludes that Seoul has been restructuring to become a competitive world city as its central state has taken ambitious reforms to its economic structure, while Taipei has gradually lost its competitiveness as the state has been entangled with its conservative strategies that has led to the divergence of its polity with its economy.

Keywords:world city, financial institution, financial center, Seoul, Taipei, East Asia

全球化、全球城市和中國都市發展策略／簡博秀、周志龍(47 民 91.3 頁 173-208)

本文的主旨是以全球城市的趨勢來檢視中國開放改革以後城市未來的發展策略。並非是要介入中國城市道路的論辯，而是要從另一個空間層級的思考模式來考量。本文試圖從全球化的觀點架構在經濟改革後的中國大陸的城市和區域發展的策略上，說明在全球化的衝擊下，使得中國大陸政府不得不順應開放市場的波動而在城市政策上做調整與適應。比較明顯的是——原本宰制中國大陸城市發展的中小城鎮建設，勢必配合這股全球化的浪潮而有所調整。

關鍵字：全球化、全球城市（世界城市）、中國、都市發展策略、空間再層級化

The major idea in this article exams future urban developmental strategy after China reform from tendency of global city. It is rather consider from another thought model of spatial scale than involving in the argument of urban policies in China. From a concept of globalization,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describe city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fter china's economic reform, and suggests that globalization forces China to readjust and review its urban policies in order to follow the wave of the open market. As results, the development of medium-small city & town, which dominates urban developments of China, have to readjust their developmental strategies for adapting the wave of globalization.

Keywords:Globalization, Global City (World City), China, Urban Development Strategy, Rescaling

一般論文

臺灣農村土地改革再省思／黃樹仁(47 民 91.9 頁 195-248)

本文檢討臺灣土地改革的原因與後果。我們發現，臺灣土地改革的原因，並非所謂國民黨外來政權犧牲臺灣地主，而是大陸變色之際，與土地改革無關的原因正巧使土地改革陣營在國民黨內抬頭，以及國家崩潰的威脅使國家終於克服支配階級的反對而向被支配階級讓步。許多國民黨人並不支持臺灣土地改革。即使最後被迫妥協，也在立法過程中努力降低地主損失。

其次，大陸時代的國民黨政府，不僅缺乏土地改革的意志，也完全缺乏實施土地改革所需的戶政、地政、執法等基礎行政能力。來臺後則繼承日本殖民政府建立的現代基礎行政能力，方能實施土地改革。

就後果言，土地改革與臺灣農業發展並沒有因果關係。土地改革發生在戰後臺灣農業復甦期間，以致於使人誤以為促進農業發展。

土地改革不僅未促進農業發展，也未必促進均富與政治穩定。實施耕者有其田時徵收的土地絕大多數是共有地，多數共有地主持分極小而貧窮。土地改革事實上是促進均富者少，窮人之間財產轉移者多。土地被徵收而心懷不滿的共有地主人數遠多於獲得土地的原佃農，土地改革促進政治穩定的效果很值得懷疑。

關鍵字：國家危機、基礎行政能力、農業發展、均富

Taiwan's land reform was not motivated, as is usually asserted, by the Nationalist settler state's intention to appease tenants at the expense of native landlords. Rather, it was caused by the ascension of the land-reform advocators to power within the Nationalist regime for reasons unrelated to land reform, and by the state's conceived need to appease dominated class at the expense of dominant class as the state was on the verge of collapse. Many mainlander leaders in the Nationalist regime actually opposed land reform in Taiwan, and worked to reduce the damage to Taiwanese landlords. While ruling the mainland, the Nationalist regime lacked not only motivation, but also the capability of carrying out land reform. After coming to Taiwan, it acquired the infrastructural power of modern state built by the Japanese colonial regime, and hence the capability to carry out land reform. The land reform did not contribute to Taiwan'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land reform occurred while Taiwan's agriculture was recovering from the war-time disturbance, therefore appeared as a cause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s the land distributed to tenants come mostly from small co-owners rather than big landlords, the effect of 'land to tiller' policy was more of property-transfer among poors than equalization of wealth. As the victims were much more numerous than beneficiaries, the land reform probably did not promote political stability either.

Keywords:state crisis, infrastructural powe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equalization of wealth

問題與討論

集體行動、社會福利與文化認同／莊雅仲(47 民 91.9 頁 249-)

這篇文章將根據兩個特定過程的交互關係，來檢視社會運動追求社會公平與獨立自主的決心。首先我將討論一個有關社會福利的爭辯，這個爭辯捲進了許多不同的社會運動團體、政黨、社區、國家與市場機制。對很多社會運動者來說，建立一個完整的社會安全體系，已是這個愈來愈全球化的殘酷世界中刻不容緩的事，雖然事實上許多歐洲的福利國家正遭逢前所未有的危機與挑戰。本文不把社會福利當作僅是某些社會政策與計畫的制定與執行，而是特定個人或團體在面對這個全球矛盾時，介於國家體系與生產機制之間，尋求安全與自我的掙扎結果。這因此使得社會福利的爭辯無法脫離文化認同的問題，我將追溯認同政治在後解嚴台灣的展現與意涵，討論這些過程如何提供社會運動與福利要求亟需的批判觀點，以重建一個文化的空間。最後我將從文化的重建過程，探索台灣社會運動的未來。

關鍵字：社會運動、社會福利、文化認同

Social movements in post-martial law Taiwan involved themselves more skillfully in demands for social security and cultural identity—two major moments, I contend, in a renewed fight for social justice and a sense of autonomy. In this paper, I examine social movements in light of a framework in which these two moments dialectically intertwined with grassroots struggle for accountability. First of all, I will probe a debate regarding social welfare that had implicated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 political parties, communities, the reconstructing state, and the business sector. The yearning for identity made up the other side of social struggle. I will investigate the significance of identity politics in the Taiwanese context and how the issue of identities poised much-needed critical space for social movements striving to remake history. I will first address a prime form of identity politics in Taiwan, namely Taiwan rentong (literally, Taiwan identity). Last, I will examine the
future of social movements in Taiwan by telling an allegorical story that address the China factor in Taiwan—a relationship between reality and illusion, creator and creation—and the role of social movements in a new politics of the unreal.

Keywords:social movements, social welfare, cultural ident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