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50期：

編輯室報告

新自由主義者也有一種普世主義，那就是世上所有的東西都應該私有化；如果可行，空氣也不妨。乍聽之下似乎有些悖情逆世，但也不能純然當作笑話聽。按說廣電媒體的頻譜（或一般說的電波）可是自然的像空氣一般，屬於公眾資材吧！但在「解除管制」的霸權論述下，這些原來屬於公眾的「公共電波」，在很多國家（特別是英美系國家），在「傳播管制革新」這個欲蓋彌彰的雅稱下，卻被搬運到財團的私庫裡，成為私人貨殖。傳播學者、政客、媒體財團鈸鐃喧天地吹捧這樣的趨勢，把這個「五鬼搬運」說成是為了便利交易的理性化、增加競爭力，等等。這個論述霸權更厲害的一招還在於用一種科技決定論的迷思來正當化這個五鬼搬運，大意是，在「數位匯流時代」，媒體產權已經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如何提供一個競爭環境，因為如果產權都不存在了，管制又將焉附，云云。

羅世宏的〈廣電媒體再管制論〉即是在這樣的一種「全球化」背景下，對英美國家所開創並流竄四極的解除管制風潮提出了理論與經驗的批判，剴切地指出：即使在英美國家，現實上，管制也還是無所不在的，從而真正的問題只有一個，即，「究竟是一種以公共利益為依歸的管制，抑或是一種為私人利益服務的管制？」不言而喻，作者所要發展的論述是一種積極的，能突破舊有不當或無能管制窠臼的，並以公眾福祉為依歸的（再）管制。因此，這篇論文的真正意圖是在挑戰台灣社會產官學三位一體刻正進行的解除管制。台灣社會在英風美雨的吹撫下，產官學也醺然地奏起名為「傳播管制革新」的進行曲，但實為全面解除管制的小夜曲，炎炎然大言產權集中之效、管制之弊，默默然暗渡陳倉、五鬼搬運。作者非常關鍵地指出，台灣從沒有受到過份管制之苦，反而是從一九九○年以來，就不斷地解除管制（例如跨媒體產權管制與外資限制），規模甚至比英美國家還要大，因此從來就沒有「管制太嚴格」的問題。更何況在歐美社會已經發現了向資本過份傾斜的「解除管制」有太多的負面效應，例如寡佔壟斷以及一般消費大眾遭受盤剝的今天，台灣的關於媒體產權的主流論述猶然義勇地往錯誤方向前進，完全沒有平衡思考，豈不太怪？在論文的最後，作者除了提出具體的行動議程外，也呼籲公眾（特別是「傳播學術社群」）能參與到產權再管制的公共論述，遏止此一社會不公趨勢進一步泛流。

這是《台社》第五十期「媒體專題」的第一篇論文，與台社近年來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解除管制、國家退位的批判，以及對公共化、民主化與社會正義的呼籲前後呼應。這個專題一共有三篇主題論文與兩篇調查報告。〈愛滋陰影下的情慾規範：新聞論述中的他／她者建構〉是本專題的第二篇論文。這篇論文以主流報紙為對象，探索媒體如何環繞在愛滋病這個議題，在它們的敘議中建構「他者」。作者關注從1984年底台灣首度出現愛滋病患開始一直到1999年，在這十多年間，主流媒體在報導這個議題時，對所牽涉到的不同群體，進行的歸罪、污名、歧視等活動。我們可以從愛滋這個窗口，一窺台灣這個社會，在面臨一個公共危機時，媒體是如何地建構危險與道德污名群體（想想九二一地震還有近來的SARS），而這個建構過程可說是充滿了文化偏見與政治鬥爭。種族、國族、性別、性偏好、性工作、階級等範疇都是分類的操作基礎，區分加害者與受害者，而受害者又可區分為無辜的或「罪有應得」的，而罪有應得者有可區分為本質使然或情境使然。媒體對愛滋病的建構並非是一文化遊戲，是可以聞到血腥味的，它牽涉到國家的醫療給付政策，例如，健保應對愛滋病患給付嗎？是否哪些愛滋病患是「咎由自取」，從而應該自付醫療費用？因此，關於愛滋病的論述也必然是關於人權的政治鬥爭論述，有一方要剝奪，有一方要維護。作者在論文最後也提出一種公共化進路，嘗試刻畫出幾種可行的介入愛滋公共論述的進步路徑，包括對媒體的干預，以及對愛滋研究與愛滋學術的介入，等等。在媒體建構與框架愛滋論述時，媒體論述其實也被更大的社會論述氛圍所框架，其中包括九○年代中的性解放論述以及同志人權論述。這些更大的社會脈絡與性政治脈絡可說是媒體何以會做某些轉變的「背後原因」——這部分在目前這篇論文中討論的並不多，可以期待以後有所發展。

黃煜和李金銓的〈大眾傳媒與當代中國大陸民族主義的興起〉一文，則是由兩個「背後原因」來解釋九○年代以來，中國大陸民族主義論述發達的現象，一個是國家為達成其統治正當化目的對這個現象默許，甚或鼓勵，另一個則是民族主義是個有巨大利潤的文化商品。因此，媒體只要在安全的範圍內「玩火」，就不但沒有政治問題，還有利益可圖。雖然這篇論文有非常明確的「自由主義」立場，對中國大陸民族主義現象也大致持一種內生說，但也指出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風潮也是有「外部原因」的，和美國媒體的選擇性、膚淺化的對中國的報導有關。因此，「背後原因」事實上至少還包括了中國大陸外部的國際論述與戰略環境，但這一點惜乎只有點到為止。這篇論文成功地指出民族主義可以是個超級商品，因為它訴諸簡單的、立即的刺激反應情緒模式，弔詭地為消費社會的人們所需要，特別是當日常生活受到挫折時，民族主義可以是個宗教替代物。相對而言，這篇論文也許需要再進一步發展的是，在一個前（半）殖民地後進國，知識份子對民族主義、帝國主義、國際主義、啟蒙個人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複雜內在關連，如果不建立一種視野，內在地聯繫起這些範疇之間的複雜關連，那麼就比較不容易更廣泛地對媒體和某些思潮或制度（例如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市場個人主義，甚或「新啟蒙運動」）的內在關連進行批判地討論，也就不易對那些與民族主義有較複雜關係的思潮運動作出較同情性的批評。當然，民族主義到哪裡都是涵蘊重大情緒能量的議題，理未易明，但作為開放的論壇，《台社》歡迎不同立論的論者能將本文所點出的重要問題做為一個開啟論辯的楔子。

這一期的媒體專題有兩篇調查報告。陸燕玲的〈從「名門正派」到明教教徒？——台灣《壹週刊》新聞工作者的調適與認同〉記錄了總部在香港的著名小報《壹週刊》的勞動過程與條件的移植，對本地被「挖角」的媒體工作人員所造成的衝擊，以及後者所做的調適。就像速食業有所謂的「麥當勞化」，台灣的平面媒體也有所謂的「壹週刊化」或「蘋果化」，這些外來企業不僅帶來文化的、象徵的衝擊，也帶來了實質的勞動組織、勞動意識的轉變。陸燕玲非常生動明快地捕捉了這個第一代被「港化」或「小報化」的媒體工作人員的心路歷程，是一個重要的當代社會史檔案。本專題的另一篇調查報告〈坐而言，起而行：「無盟」的實踐〉也是一篇當代社會史檔案，記錄了「無線電視民主化聯盟」對於媒體公共化所做的努力，所初步達到的效果，以及所受到的限制。這些年來，在媒體知識份子與學生中的確形成了一個雖小但可觀的自主批判力量，要求媒體的民主化與公共化，「無盟」即是其中之一。這篇調查報告和本專題的第一篇論文形成首尾呼應，羅世宏的論文指出了九年代以來，媒體產權私有化的風潮越來越嚴重，但林麗雲則敘述了抵抗這個風潮的努力。這篇調查報告幫助我們瞭解這個由知識份子所組成的公眾，如何在一個據稱已經「民主化」或「政黨輪替」的年代中，在巨大的阻力下，奮力落實公共與民主的理念。

社會運動一直是《台社》深切且持續關心的一個議題。這一期唯一的一篇一般論文是何明修的〈政治民主化與環境運動的制度化（1993-1999）〉。這篇論文雖然特別著重在環境運動，但對我們理解台灣其他社會運動部門也有一定的關連性。八年代的社運狂飆期之後，社會運動在九○年代初的「治安內閣」打壓下，以及在九三年之後有濃厚威權民粹旨趣的「民主化」下，社會運動這個「工業」發展出了一種和前期非常不類的面貌型態。有些運動部門根本消失了，有些則完全體制化了，有些則「文化化」了，有些則「沈潛」了，就算是這之中比較積極活動的，例如環境運動，也展現出和八年代前身非常不一樣的體質與過程。對這個議題，李丁讚與林文源即將在《台社》發表的〈社會力的轉化：台灣環保抗爭的組織技術〉就將從運動內部組織化過程的變化討論社會運動或「社會力」的轉化或「馴服」。而何明修的這篇論文相當程度是接受了李丁讚和林文源的對社會力轉化的診斷，並以此做為論述前提，但選擇從政治機會結構（其實也就是93年以來的「民主化」）的脈絡下，探討社會運動何以被「馴化」、邊緣化、零碎化，何以運動議題不再有向其他社運部門擴散的效果，何以抗議行動本身也溫吞無力……，的制度原因。所有這些變化，作者嘗試從政治結構的轉變尋求答案。雖然，作者對政治結構的概念化有些依賴美國的資源動員論的釐定，比較缺乏本地量身，從而低估了台灣九三年後的「民主化」的特質（例如省籍政治與民粹威權）對運動所造成的影響。但本文的確提出了很多寶貴的、重要的觀察與論點，特別是國家處理抗議活動的例行化，這對我們理解後八○年代的台灣的政治與社會的轉變有很重要的啟發。本文因為所重視的是政治機會結構，因此，對政權體制的分析的貢獻並不亞於對社運的分析。我們從這個研究清楚的看到「民主化」的政權並沒有「公共化」，因為，好比環境運動團體，除了少有的例外，並沒有得以進入高度封閉的決策過程，仍然楞在決策的狀況外。另外，本論文對於民進黨這個曾是八年代社運的重要側翼，在九○年代的短短十年中，從對環境議題冷漠，到質疑，到公然「介入開發爭議」，也有非常具體詳盡的描述分析，讀之令人不勝欷噓。

媒體研究主題論文

廣電媒體產權再管制論／羅世宏(50 民 92.06 頁 1-48)

英美兩國正以傳播管制革新為名，進一步推動解除管制的政策：大幅度改寫媒體產權管制規則，甚至意圖將原本屬於公共財產權性質的無線電波頻譜私產化，或至少是在實質上造成並鞏固這種形同私產化的效果，而賦予了私營商業媒體資本更自由與不受節制的操作空間。本文對此提出反省，並且對照本地近十餘年來的私有化、自由化等解除管制傾向，以及流行的「全球競爭力」和「科技匯流」論述，對台灣媒體政策類似走向的影響。本文主張克服傳統媒體產權管制的弱點，追尋有效的本地媒體產權再管制方案：除應發展公部門及非營利部門的媒體產權型態改革之外，還應同時追求三個與媒體產權再管制互補的的改革方案，一是消弭民主落差，促成媒體政策過程民主化，二是建立媒體資訊透明／公開制度，三是傳播學術社群應在媒體公民在地行動中扮演更積極
的角色。

關鍵字：民主落差、再管制、解除管制、媒體公民在地行動、媒體產權、媒體資訊透明制度

In the name of communications regulatory reform, the American and British governments have in recent years furthered as deregulatory as possible their media policy agenda. Media ownership rules are being radically revised to the benefit of private corporate capital while the public spectrum is being transferred to the private hands. The present paper reflects upon these deregulatory policies and their global and local repercussions. The deregulatory trends of liberalization and privatization, along with popular discourses of 'global competitiveness' and 'technological convergence', have strengthened the power of media conglomerates in making 'profits' as well as 'politics' at the expense of the public interest. Despite the weakness traditionally associated with the regulatory means, this paper suggests some effectiveways for re-regulating media ownership in Taiwan, namely: (1) to strengthenthe role of the public service and/or non-profit media; (2) to bridge thedemocratic divide in the media policy process; (3) to institutionalize mediatransparency, and (4) to engage media/public intellectuals with citizenactivism in reclaiming the media.

Keywords:democratic divide, re-regulation, deregulation, media citizen activism, media ownership, media transparency

90年代中國大陸民族主義的媒體建構／黃煜、李金銓(50 民 92.6 頁 49-80)

自1990年代以來，大陸的主流傳媒一直處於一種內外夾攻的焦慮和緊張狀態中：它需要尋找政治上安全，經濟上兼具效益，同時又能主導公共議題的媒介產品，以便在日益商業化的經營環境中生存謀利，發揮媒體的影響力。隨著後天安門時代大陸內外局勢演變，主流媒體終於發現，以民族主義作包裝，炮製民族主義的媒介產品是走向市場成功的法寶。也就是說，主流媒體一方面設法在官方允許的界線內煽動大眾之情緒，製造吸引大眾的議題；另一方面，媒介通過生產和售賣民族主義的產品獲得可觀利潤。在傳媒、共產黨、市場和受眾的互動關係之中，中國大陸主流媒體發現自己正置身於一種類似“帕雷托佳境”（Pareto Optimality）中。本文嘗試對這個主題作出整理梳爬，比較80年代和90年代主流媒體不同的話語建構，歸納媒體上再現的民族主義三套話語和代表論述，並從90年代的市場炒作、政治張力的複雜關連中揭示媒體與社會變化的互動起伏，以理解傳媒在後天安門時代日愈高漲的民族主義思潮中所扮演的角色。

關鍵字：主流傳媒、民族主義話語、媒體建構、中美關係、市場化、黨國體制

The media in mainland China today have found themselves in a winning position. Whilst still required to deliver Party ideology, they provide a seemingly more plural and informative image through the use of a populist style that caters to the expanding commercial environment. Much of this can be seen in the media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ist discourse" in the 1990s. This nationalist frame is both commercially popular and officially endorsed. This article examines various patterns and strategies of the media's nationalist framing.

Keywords:mainstream media, nationalism discourse, media construction, China-U.S. relations, marketization, party-state system

愛滋陰影下的情慾規範：新聞論述中的他／她者建構／徐美苓、吳翠松、林文琪(50 民 92.6 頁 81-144)

自愛滋病於1980年代初期在各地開始蔓延以來，其具高度爭議性的特質，不僅挑戰、也讓世人重新省思特定的生活型態。本研究以愛滋病主題為例，探討主流媒體如何藉由對他／她者的建構，試圖釐出對社會情慾多樣性的規範，而其中建構形貌的轉變與影響機制又為何？

本研究採論述分析方式，針對自1984年12月台灣地區首度發現愛滋病例，至1999年底的報紙新聞進行關鍵事件立意抽樣與剖析，分析對象為中國時報、聯合報與民生報。依據他／她者建構的呈現與變化以及其中的語言展現機制，我們將分析期間的愛滋病新聞報導，分為西方進口的外來疾病期（1984年底—1985年中）、男同性戀者的疾病期（1985年中—1988年底）、入侵家庭期（1988年底—1991年中）、南亞／東南亞進口的外來疾病期（1991年中—1993年初）、識別轉變期（1993年初—1996年底）以及爭取人權期（1996年底—1999年底）等六個時期來觀察。最後，我們整理出愛滋論述中他／她者邊緣化的型態與機制，並從新聞成規的角度來看此邊緣化過程是如何進行的。據此，我們也嘗試針對被邊緣化的弱勢愛滋相關團體與個人，提出扭轉負面再現形象的策略。

關鍵字：愛滋病、新聞、烙印、邊緣化、偏差

The study aims to examine how "others" have been constructed in the Taiwanese news media addressing the AIDS-related issues. It also explores the discourse patterns in the AIDS news which contributed to levels of differences in forming the subgroups of "others." Samples for analysis were selected from major mainstream newspapers, including China Times, United Daily News and Min Seng Bao. The time frame for sample selection is from December 1984 (when the first HIV case was reported in Taiwan) to December 1999. Based on the textual analysis of the AIDS news, the 15 years of AIDS discourse were categorized into six periods: (1) AIDS as an imported product from the West (late-1984 to mid-1985); (2) AIDS as a gay man's disease (mid 1985—late 1988); (3) AIDS as an intruder to the family units (late 1988 to mid 1991); (4) AIDS as an imported product from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mid 1991—early 1993); (5) AIDS as a site of identity change (early 1993—late 1996); and (6) AIDS as a public forum for human rights (late 1996—late 1999). The study concludes with highlights on three issues: (1) mechanisms and patterns of marginalization in constructing "others" in the AIDS news; (2) agents participating in the processes of marginalization; and (3) suggestions for AIDS-related groups and individuals in media advocacy.

Keywords:AIDS, news, stigma, marginalization, deviance

調查報告

坐而言，起而行：「無盟」的實踐／林麗雲(50 民 92.6 頁 145-170)

世紀之交，部份傳播學術社群成員發起公共媒體的運動，並組成「無線電視民主化聯盟」。他們主張台視與華視應轉型為公共電視，並採取集體的行動以落實改革的理念；但是，他們的行動受到不少限制。在媒體改造運動再出發之際，我們回顧：傳播學術中批判的思想如何形成？成員如何集結與形成運動的想像？他們如何行動？又有何限制？自1990年以來，當官控商營傳播制度屹立不搖時，傳播學術社群中批判的意識形成，並提出公共服務的理念。1999年來他們致力於把改革的理念傳達到政治與媒體場域，但卻受到政治與媒體場域邏輯的限制；他們也未能如預期地與社會部門建立關係，因此缺乏社會資源與奧援。展望未來，我們建議，媒體改造運動可與相關的社會運動及團體形成策略結盟，以強化社會改造的力量。

關鍵字：媒體改造運動、學術社群、無線電視民主化聯盟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some Taiwanese media academics launched Campaign for Citizens' TV. They argued that the two terrestrial government TV stations should not be privatized, but transformed into public service television stations. They translated academic knowledge into collective actions; however, their actions were restricted. In this paper, we aim to understand the practices of the academics. Back to the early 1990s, as the official-controlled commercial media system continued to exist, some media academics began to criticize the system. With shared concerns and values, they established personal ties and crystallized the objectives, discourses and actions, but were restricted by the political and media logic of the field. In prospect, we suggest that media reform movement should make alliance with related social groups, in order to strengthen social reform forces.

Keywords:media reform movement, academic community, Campaign for Citizens' TV

從「名門正派」到明教徒？—台灣《壹週刊》新聞工作者的調適與認同／陸燕玲(50 民 92.6 頁 171-216)

《壹週刊》打著狗仔隊的招牌，跨海搶攻台灣的媒體市場，台灣《壹週刊》羶色腥的報導內容，狗仔隊式、侵犯隱私的採訪手法，挑戰著台灣主流媒體的傳統新聞意理，也對其新聞工作者造成衝擊。本文試圖瞭解和分析在《壹週刊》這類「港式」八卦雜誌工作的台灣新聞工作者，面對《壹週刊》這份工作的調適和認同過程，探討《壹週刊》可以提供怎麼樣的實際工作條件和工作滿足感，使他們願意為其效力；最後分析台灣的編採人員，是經過怎樣的過程，被吸納與「改造」成符合《壹週刊》的媒體文化。「改造」過程當中，因為《壹週刊》、台灣媒體的不同文化背景，曾出現衝突和抗拒，台灣員工有的無法適應而離開；部份員工接受黎智英的說詞，而心悅誠服的留下；不過更多情況是，接受中有保留，心裡帶著矛盾和疑慮執行編採的工作。而台灣編採人員經歷過《壹週刊》的勞動條件和工作環境，已某程度改變了他們的勞動意識。

關鍵字：《壹週刊》、八卦雜誌、勞動過程、工作滿足感

Propelled by the Hong Kong media tycoon Jimmy Lai, the Next Magazine landed on Taiwan with its fearless paparazzi digging out sensational news from the once private and closed world of the local celebrities. The ultra business style of the management pursues innovation and effectiveness through high salary reward to the right journalists who need to negotiate with the threat of low job security and jeopardized work ethics.

This research looks inside the work team of the Next Magazine in Taiwan and attempts to study the process the journalists underwent as they transformed themselves to accommodate and identify with the Next Magazine's way of doing business. The respect derived from high salary, professional work condition and job satisfaction was to accompany with the stringent quality control, consumerist market orientation and reckless sack-off policy of the new press from Hong Kong; whereas the local press owners assume a conservative moralist stand but pay low for the professionals. Struggling with this ambivalent alien employer, the local recruits had to re-learn their identity with unresolved doubts and misgivings. What remains sure is that the journalists began to realize their labour rights and market value.

Keywords:Next Magazine, tabloid, labor process, job satisfaction

一般論文

政治民主化與環境運動的制度化（1993-1999）／何明修(50 民 92.6 頁 217-)

本文探討台灣環境運動在民主化階段（1993-1999）的發展。只有在政治機會不完全封閉與不完全開放的條件下，社會運動才能獲得持續發展的機會。本文認為，民主化導致了抗議處理的例行化、環境參與決策機制的不開放及舊政治聯盟者的轉型，這些因素的綜合促使了環境運動的制度化，而非衰退或轉型。制度化的概念是用來指涉這個事實：社會運動不再是政體轉型週期中的突發或偶然現象，而新民主體制裏頭的一個常態元素。同時，九年代環境運動也積極回應制度化所帶來的可能性。運動者籌組政黨參與選舉，並且進行更廣泛的中層動員，以建構運動的自主性。本文最後討論制度化的若干限制與不滿。

關鍵字：環境運動、民主化、政治機會結構、抗議週期、制度化

This essay deal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in the stage of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1993-1999).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sociology, the channeling of social interests depended on the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The optimal political situation for the social movement consisted in the medium degree of openness. Democratization brought about routinization in policing of protests, partial opening of policy particip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alliance. These three factors precluded environmental movement from transforming into pressure group and also from its declining. Altogether, this period of development could be characterized as "institutionalization", that is, the social movement has become an integral element in the new democratic regime. This paper tried to sustain this argument with the statistics on the annual protest cases and newly formed environmental groups. In the end, how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social movement presented a new challenge for progressive politics was discussed.

Keywords:Environmental movement, democratic democratization,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protest cycle, institutional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