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52期：
編輯室報告
「學術自由」是個複雜的概念，所指涉的遠遠超過一般所理解的國家機器或財團對學術生產的干預而已，還包括更深入、更周密的種種內在不自由，其中有制度性的，也就是經常可觀察到的黨派性學術審查與信用發放，背後有各種難言的利益分配問題，也有思想性的，也就是各種為保守學科常態所遵行的思考慣性。這種思維與知識方式的保守主義只接受典範內的討論，拒絕任何對典範本身的質疑或對邊線的模糊。這種來自「學科虔敬派」的劃地自限對學術自由的戕害其實比學術黨派的危害還來的大，但反而較不易被反省到，這是因為虔敬派擺出了一個高正當性的姿態，讓人相信他們是在捍衛學科的「優良傳統」及其中心與邊界，使之免於支離或被併吞，而非出於某些難以啟齒的利益因素。動機毋論，這種學科分工下的部落主義的確深刻地妨礙學術生產以及社會智能成長所需的「積極學術自由」。
李鑑慧的〈知者無罪：海登懷特的歷史思想〉一文，就是藉由對當代史學理論大師懷特的討論，指出主導史學傳統的故步自封及其後果，呼籲丟掉限制思考與想像的行規行話，積極地「提昇自覺」。根據李鑑慧，當代的主流史學缺乏對於形式的自覺，對知識的形式與內容之間的相互決定欠缺理解，只把精力擺在史料的蒐集、考證、訓詁上頭，錯誤地相信由堅實的史料所構築的研究能夠符應歷史真實，並宣稱史學家應該為歷史而歷史，要價值中立云云。這樣的一種把史學僅僅視為是一種科學的立場，事實上從根限制了史學家的想像力，無法「寫出」歷史，只能把史學家當作那唯一的歷史真實的表現手段。史學家和文學家的區分不應該是那麼的機械絕然，因為兩者在進行他們的工作時，其實都時時刻刻地要作出倫理的、意識型態的、與美學的抉擇；史學家的技藝行囊也無時不帶著「比喻」或「虛構」。歷史寫作因此不應背負著科學僕從的十字架（或被「歷史女神」的詭計所脅迫），而應讓戴奧尼索斯的精神奔流，帶來知識和想像力的創新，並從而「促進倫理上、道德上或政治上的目標、目的或意圖的功用」——知者無罪。懷特，或是李鑑慧，顯然深深不滿於主流史學放棄了自己的可能性，在對條條框框的不可反叛的罪惡感執著中，失去了歷史學所最能貢獻於當代的——透過論述過去，提示新的可能性，並解凍當代的某種支配秩序。給予史學這種政治傾向性，當然與花蝴蝶「後現代」格局不搭；難怪懷特自稱為「現代主義者」。
李鑑慧所再現的懷特把歷史理論與語言學和文學理論結合，是為了要讓史學家從「真實喉舌」的身份解放出來，成為一個真正的「作者」。這給了書寫主體莫大的權威（以及責任？），因為如今誰也無法宣稱真實在握，那只有以我的意識型態的歷史詮釋對抗你的意識型態的歷史詮釋。儘管這似乎對於歷史之為用有些過度樂觀，但的確指出了反對運動中所經常處在必須擺出真理在握的姿態的內在尷尬。與其費力但不討好地證明己方站在真理這邊，還不如指出對手的缺乏想像力以及單薄失血的史觀。我方雖然自動放棄了對於「真理」的獨佔，但是也因此得到了「對於所有意識型態的警覺，並對『敘述』這所有人類自我理解與自我創造的最重要工具，有更高度的自覺與運用。在懷特之後，我們沒有悲觀的道理，因為我們所獲得的，將比我們所失去的更有價值」。但讀者在對烏托邦大真理的逝去頗有同喜之時，似乎也擔心小寫的真理是否也和大真理一起被當成歷史污水潑掉了？於今，關於「真」與「偽」之辨的基礎何在？是否還該有此之辨？
這是《台社》52期的第一篇論文，希望對台灣史學界的一些重要而且根本的理論與實踐議題能引發出相關討論。本期的第二篇論文是李丁讚和林文源的〈社會力的轉化：台灣環保抗爭的組織技術〉。這一篇論文是兩位作者長期透過環保運動觀察台灣「社會力」的第二波重要研究結果。之前，他們二位在《台社》第三十八期發表的〈社會力的文化根源〉是一篇對流行政治社會學論證——僅以外部機會結構的改變解釋社會力「自然」的興起——的批判為起點，進而指出唯有深切理解運動當事人的真實感受，才能理解這些感受是如何在不同的情境轉化為各種行動的基礎，從而「正面的」回答社會力形成的根源。在這一期的論文中，以同樣的問題意識，二位作者檢視了從八年代初期、八年代末期、一直到一九九三年後，這三個階段中「社會力」的轉化。作者以其豐富的經驗資料，深刻且不乏沈痛感地（與之前討論社會力之萌發的樂觀旨趣對照）指出了社會力被收編的過程，而這個收編又不只限於政治意義上而已，更是深刻的、周密的、微觀的、入之於身體慣行的收編。一言以蔽之，專家的組織技術取代了活生生的身體感受以及一切髮膚思緒、歷史鄉梓、羚羊掛角、奇情詩意、多元他者、異質空間，所有你能說出來的原創能力……。李丁讚與林文源其實是以一種傅科—阿多諾的敏感，描繪了一種「社會力的辯證」，但字裡行間仍然背負著現代性的救贖理念。如果說現代性的成就是籠統的「暴力的消失」與「身體的縮回」，以及籠統的理性、效率與「資源動員」（身體僅僅是組織專家之棋子），那這個現代性是個噩夢。李與林二位先生提出了噩夢的可能，也期待大家共同克服此噩夢。
所以，什麼是多元？什麼是自由？其實仍然有待在各個領域被問題化；學術領域如此，社運領域也是如此。現代化的主導意識型態經常提出一種機械性的命題，好比多元和自由是某種客觀制度的必然產物，從而無法把「多元」和「自由」當作是一種脆弱的且極具辯證性的過程——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現代化下的學術分工必然帶來學術的自由與多元嗎？「民主化」的政治真正解放了社會力嗎？
同樣的，對城市政治而言也是如此。早期的兩蔣統治下，台北市的城市治理充滿了威權、控制、與國族沙文。但商業化、民主化、全球化之下的台北市的城市文化治理就允諾了真正的批判多元文化嗎？這是王志弘的論文〈精神建設、藝文消費與文化政治：台北市政府文化治理的性質與轉變1967-2002〉的一個核心批判要點。在細膩地處理了台北市文化治理發展的三個時期後，儘管拉出了它們之間的差異，但也不妨礙王志弘指出，這第三時期（一九九年代中期至今）「依然順著現代化的想像前行；本土和地域文化風格的塑造，作為加入全球城市競爭的灘頭堡，或許還勝過作為抵抗未經思索之全球化力量侵襲的基地；多元文化的呈現，因而比較是自由主義式的多元併陳，而非著眼於社會權力關係之揭露和轉變的批判多元文化論。」
近年來，學術界關於族群的討論，不管是從哪一種意識型態光譜出發，都沒有對國家機器的角色提出歷史的、具有理論與經驗深度的探討。在此之下，國家機器不是變成了一個文化概念，要不就被更反智地簡化為「國民黨」。少了一個對於國家機器角色的具有理論深度的理解，不但無法理解過去，也無法理解現在和未來。例如現在很多人當初反對前朝國家機器到不行，現在卻努力護航吹捧國朝的國家機器，好像國民黨一朝下台了，國家機器就被「民主」繳械了。但事實上，只有政權轉換的問題，沒有政權機器下台的問題——支配體系依然老神在在。所以，關於國家機器的歷史理解是任何想要真誠理解台灣社會的人所不能迴避的。
從這個廣闊意義來說，林勝偉的〈從「戰士」到「榮民」：國家的制度建構與人口類屬的形塑（1949-1970）〉是一篇先驅的或遲來的論文，補足了我們對於國家機器、人口分類、階級結構與族群關係的歷史與結構知識。例如，一般人在日常話語中指涉的下階層外省老兵的「老芋仔」群體，事實上是被國家機器的軍事人口的階層化政策所建立與維繫的。作為一個集體現象，這一群人在台灣的生存空間、生命機會與生活樣態，是一個國家宏觀調控的結果。林勝偉的論文在與既存文獻的懷疑搏鬥中，非常成功地指出了各種既存理論視角（例如侍從恩庇論）的缺失，並進而深入耙梳了國家，以其「反思性監控」能力，將人群進行分類，並在「安置」中，進行威權秩序的鞏固。這是社會的編組化，把「人口」按照國家機器所能理解的以及對它有利的方式進行區分與統合。很多人說台灣的國家機器是右翼的統合主義，殊不知統合之前必須進行區分。林勝偉的論文似乎從「國家—人口—監控」的關係上進行了一種非傅科式的考察，而且相當有收穫，也讓我們對這篇論文的後續發展，特別是理論層次上的，抱有高度興趣。
台社在今年的十月四日和五日舉辦了一場名為「邁向公共化、超克後威權」的〈十五週年學術研討會〉，會中除了以編委會具名，發表了同名基調論文之外，台社同仁也從各種對台灣社會與區域的關心出發，發表了多篇論文（通過正式審查的論文將以專題在《台社》出版，敬請期待！）。這個研討會是繼一九九五年台社舉辦的〈七週年學術研討會〉之後的再一次對現實的集體知識介入。我們很高興見到這個研討會的討論過程熱烈，特別是來自年輕一代朋友的熱情參與。為了進一步就這個研討會的主題和年輕朋友溝通，台社也於十一月和十二月份在多所大學校園舉辦了座談會，嘗試把一些我們所關心的重大議題（例如，當代危機為何？如何定位當代？我們需要一種什麼樣的知識與歷史觀點？我們對未來的期望與行動為何？……）和從南到北的很多年輕朋友交換意見。這是一個很好的起步，年輕朋友的反應，讓人們有理由對未來懷抱些許希望。
這是《台社》52期的編按。又值歲末，藉此機會向各位讀者、作者、以及多年來義務幫忙《台社》作論文審查的學界朋友，致上最誠摯的新春祝福。
一般論文
知者無罪：海登懷特的歷史思想／李鑑慧(52 民 92.12 頁 1-56)
海登懷特的名字，與八年代以降的重要史學發展潮流，如語言轉向、文化轉向、敘述再興、以至挑戰史學根基的後現代史學等等，都密不可分。本文首先檢討懷特在「後現代史學」爭議中之重要地位與影響，並說明這定義不明確的後現代討論架構並無法彰顯，甚且反而模糊了懷特的思想。本文並進一步提出一理解懷特方式，將其歷史哲學視為對歷史做為一學科的批判，這個批判試圖指出對歷史詩性之忽略，所造成的種種根本問題。透過對其「轉義理論」以及「敘述」本質之探討，本文並說明懷特所能帶給歷史書寫的兩層重要意義：意志的解放以及對文體功用之自覺性的提升。文末以反諷形式，澄清諸多對於懷特思想之典型誤解，並重申史家對自我與敘事本質之掌握的重要性。
關鍵字：海登懷特、後現代主義、歷史書寫、轉義理論、敘述、詩學、比喻、客觀性
The name of Hayden White is often associated with developments in historiography since the 1980s such as the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turns,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and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 that threatens to undermine the foundations of traditional historical practice. The article first examines White's place in discussions on postmodern historiography and argues that though White's centrality in these discussions testifies to the far-reaching influence of his ideas, the ill-defined nature of postmodernism obscures rather than illumes White's own ideas on history. In this article, I set out to read White's philosophy as critiques of the historical discipline and as attempts to liberate the burden of history caused by the negligence of its own poetic potential. Through a discussion of White's theory of tropes and narrativism, I expound on the two manifest functions of White's philosophy of historical writing: liberation of the will, and enhancement of the critical self-awareness of the functions of narrative forms. The article concludes in an ironic mode by clarifying some typical misunderstandings of White's ideas and reiterating the importance of a historian's grasp of one's inner self and the nature of narrative acts
Keywords:Hayden White, postmodernism, historical writing, theory of tropes, narrative, poetics, metaphor, objectivity.
社會力的轉化：台灣環保抗爭的組織技術／李丁讚、林文源(52 民 92.12 頁 57-120)
台灣社會進入一九八零年代後，社會運動風起雲湧，但社會抗爭的形式經歷極大的轉變，由八零年代初期的肢體抗爭，慢慢演變成八零年代末期的示威遊行，一九九三年之後，又轉變成專業遊說。在整個過程中，暴力逐漸馴化/轉化，我們稱之為社會力的轉化。本文以環境保護運動為例，嘗試由傅科的理論視野出發，以組織技術運作的角度來探討抗爭形式轉變的現象及其意涵。我們認為，群眾組織技術的傳播、落實，對行動者既有的身體慣行和行動旨趣，賦予不同的施為能力，而因群眾組織技術造成的「群眾」，使社會力獲得轉化為示威遊行、賦予專業社運團體施為能力的基礎；進一步，專業運動者更藉此施為能力，改變社會情境，並在新的社會情境中，創造抽象組織技術的施展條件，形構其新能力，而使社會力的進一步轉化。我們認為，台灣社會力之所以產生轉化，與組織技術的運作息息相關。在這些分析之後，本文也嘗試為社會力做更清楚的定義，並嘗試討論社會力轉化的倫理意涵。最後，並探討行動者、施為能力與與制度情境三者之間的理論關連。
關鍵字：社會力、傅科、組織技術、身體、社會運動、環保抗爭、行動者、施為能力
Since the 1980s, social movements in Taiwan had surged with full force. However, the forms of social protests had changed greatly. In the early 80s, the protests mostly were carried out with body-in-anger, and were violent in character. Toward the end of the 80s, demonstration emerged as the major forms of social protests. After 1993 or so, lobbying and persuasion came to replace demonstration as the most-used techniques in social protests. As they proceeded, social protests had gradually become less violent. Taking environmental protests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is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by using Foucault's concepts of governmentality and technique. It's argued that, with the creation of environmental techniques, the body-in-protest was gradually habituated, and was disciplined as a result. The concept of social force and its ethical implication was discusse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actors, agency and structure is also elaborated on.
Keywords:social force, Foucault, organizational technique, body,social movement, environmental protest, actor, agency
台北市文化治理的性質與轉變，1967-2002／王志弘(52 民 92.12 頁 127-186)
本文探討台北市改制直轄市以來，市政府文化治理的性質和轉變。作者首先提出「文化治理」概念，期望藉此拓展都市文化政策與都市政治的研究領域。本文將台北市文化治理區分為三個階段，分別探討其社會脈絡、文化治理措施和空間呈現。1960年代至1970年代中期，台北市文化治理附屬在大量基礎工務建設之後，主要內涵乃配合「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實際措施為整飭社會風氣、力行節約、查禁文化毒素、加強民族教育、推行國民生活須知等，在反共和中華民族意識形態及威權國家體制下，採取文化宣傳與管制並進的「精神建設」。第二個「富而好禮」階段，橫跨1970年代後期至1990年代初期，國族論述逐漸讓位給浮現中的消費社會，市府開始舉辦戲劇季、音樂季等藝文活動、新闢城郊山水遊憩設施，並興建大型展演遊憩場所；文化治理迎合的是都市中產階級的文化消費需求，生態環保和歷史懷舊是其附帶主題。1990年代中期，市長民選之後的第三階段，大幅擴展了文化治理的範圍和意涵，其特色為強調多元族群文化，重視庶民記憶與城市書寫，擴大史蹟保存範圍與活化再利用，突顯地域特色，並以藝文節慶、公共藝術和城市景觀塑造出城市文化形象，期許以文化產業和象徵經濟的發展躋身國際城市行列。這個階段裡，文化治理成為都市意義爭論的文化政治領域，顯示文化在都市過程裡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是利益爭論的表現和所在，也逐漸構成文化經濟的基礎。
關鍵字：文化治理、文化政策、文化政治、文化建設、文化消費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nature and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governance of Taipei City in the period from 1967 to 2002 which is divided into three overlapping stages. In the first stage striding across 1960s and mid 1970s, the cultural governance is centered around the "movement of Chinese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which comprised of propagandas for thrifty, social custom, national spirits, and rigorous censor of cultural products and activities. As the national discourse fading away in the emergent urban consumer society, the second stage of cultural governance, from late 1970s to early 1990s, resided in the so called "rich with civility" discourse, catering the needs for cultural consumption and leisure of middle class, and the accompanying issue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historic heritage conservation. Finally, in the third stage which began after the election of Taipei City mayor, the greatly expanded cultural governance emphasized multi-ethnic culture, popular memory and writing of city history, cultural industries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place-making. All the discussions of cultural practices are positioned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spatial formation, and stressing the tendency towards increasing role played by culture in urban politics, that is, cultural governance has become a contesting field of urban meanings and different interests.
Keywords:cultural governance, cultural policy, cultural politics,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cultural consumption
從「戰士」到「榮民」：國家的制度建構與人口類屬的形塑（1949~1970）／林勝偉(52 民 92.12 頁 187-)
本文始於1950年代國府在各項主客觀條件的考量下為了遂行軍事整編與裁軍所採取的種種因應策略，終於1970年前後「退除役制度」、「退輔制度」及其它相關制度性建構的完成；此一制度建構的過程中，戰後遷移來台的軍人一方面被形塑為一個特殊的人口類屬，另一方面，也同時在內部確立了兩種分化的生命歷程。過去學界對此一過程的分析，大都著重在「退」、「輔」制度的建立及其制度效應。本文則強調，在構築退、輔制度的過程中，國府更為根本的關切乃是（軍事）人口安置與管理的意圖；而相關的人口訊息與人口管理機制之建構，則是左右軍事人口生命歷程的重大關鍵。此一過程之中，國家衡量既有的組織與制度條件，透過種種權宜性、順應性的措施，終於有效地界定了軍事人口的社會空間，執行其人口安置的制度措施。
關鍵字：國家、制度建構、退輔制度、軍事人口、榮民、人口管理
The specified period discussed in this dissertation starts in 1950s while the strategies of state-actor toward reducing armed forces was set up and ends in the accomplishment of institution of demobilize and veteran-service in 1970s. The populace of military which all almost migrated form mainland China between 1947 and 1951 was been formed as a particular population in this process of institution- building, and, in the same period, two differentiate life-story emerged inside this population. Instead of concern about the creation of veteran-service system, we set this process on a broader scheme in which the demographic-management is a crucial factor. We argue that the "state" pushed the institutions of demobilize and veteran-service not only for the single end of the faultless of these institutions but a greater aim of governance toward the function of demographics-management. The "state" examine its own condition of organization and institution to make up a boundary of social space by means of variedly expedient measure to place the populace of military.
Keywords:state, institution-building, institution of veteran-service, military-population, veteran , demographic-manage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