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社研究論壇 07 《百年離亂：兩岸斷裂歷史中的一些摸索》
趙剛 序
歷史與身世之間─序鄭鴻生先生的《百年離亂：兩岸斷裂歷史中的一些摸索》
一、 鄭鴻生（與我）
我認識鄭鴻生有十多年了。相較於他《青春之歌》裡年資四十年的很多共同朋友，十多年算是資淺的了。他們那時在大學校園裡憑藉著微弱的歷史傳承、稀薄的理念資源、素樸的正義悸動，與當局鬥爭時，我正在讀國中，也許正在渾渾噩噩地、學舌鳥似地寫著〈小市民心聲〉或〈南海血書〉讀後感呢。
頭一次見到鄭鴻生大概是得到了1993年。忘記是在台社還是《島嶼邊緣》的什麼聚會結束時，他來探班，那時候《島嶼邊緣》剛出版了「假台灣人」專輯，鴻生以「曾雁鳴」的筆名翻譯了霍布斯邦的《一七八０年以來的民族與民族主義》的〈導言〉。那篇文章的英文原文我恰巧讀過，對譯者的精準與內行印象很是深刻。那時台灣很多人文與社會科學的翻譯，只要一碰到左翼或是批判學術的著作，往往是錯誤百出，以己度、以右度、以井度，把原作者的意思想當然耳地全搞擰了，把質疑當作肯定，把挖苦當作讚揚，把國家當作狀態 … 都是常有的事。我知道，這不僅僅是中英文能力的問題，更是知識養成、政治態度與世界觀的問題。因此，我初見鄭鴻生，且知道曾雁鳴就是他時，就想表示友善但卻又笨拙地說了類似「你那篇翻得很好，我對過，好幾個地方我也會那樣翻」之類的有傲慢嫌疑的呆話。我的意思其實是我們分享了很多翻譯後頭的「知識庫存」，而不是在他額頭蓋上品質檢驗章。彼時，鄭鴻生以其玉樹臨風之姿，歡然以對，說：「喔，真的嗎？」
十多年來，我所認識的鄭鴻生是一個低調平實的文化觀察者與思考者。他顯然可以文采粲然，例如他在《荒島遺事》的敘事片段中所奇幻展現的，但他大多時候選擇直抒胸臆。他顯然熟稔很多現當代的社會與文化理論，但他並不搖晃概念旗幡或祝禱大師名號，故作高人之狀。他顯然胸中有一把尺，但從來沒有拿出來置身事外地評斷他人，好像自己總是站在歷史之外或社會之頂，他總是把自己反身性地納進那個他所要說的故事中，原因不出於矯情或政治正確的謹慎，而僅僅是因為他總是從他自己的故事說起。因此，鄭鴻生的評論道路的起點經常是他自己的經歷感受，然後帶著大家一步步地去說一個被遺忘的故事，或是一個被壓抑的記憶，最後讓大家思考這個遺忘與壓抑的代價與可能的出路。這些雖然低調的敘事，因為必然抵觸了當代的政治正確與霸權史觀，論述的效果從而又不得不是那麼尖銳的政治性。文章開頭的溪水嗚咽，往往緩緩地匯聚成海潮聲與獅子吼。比照起我那種明火執杖的陽剛論述風格，我是衷心佩服且心嚮往之。
《百年離亂：兩岸斷裂歷史中的一些摸索》正是鴻生九０年代初到最近所寫的文化與社會評論的文章集結。在這充斥煽情媚俗的政治演義與花俏無根的文化評論的近二十載台灣文化思想論壇中，鴻生的評論文章獨樹一格，低調、沈穩、不屈地挑戰這個時代的文化格局與歷史意識。這些批判評論如果竟然也都和其他類似的聲音與憤怒，宿命地被現實遮蓋掩埋，那將是這個社會的不幸。
二、歷史成為關閉的鎖
「自己所不知道的知識，便要獨斷地加以打倒；自己所未達到的人生境界，便要武斷地加以踏平；每個人覺得自己就是知識世界的全體，自己就是人格世界的全體；像這種精神中的各個極權王國，若不設法把她敞開，則人類的文化，個人的生命，都將感受到窒息，而失掉談文化，講思想的真正意義。」
這是「新儒家」徐復觀先生1957年在他的《學術與政治之間》續集的〈序〉裡說的一段話，我想如果借來說明半世紀之後鄭鴻生的書寫之後的心之所繫，可能會是貼切的。徐先生這裡的「自己」，在鄭鴻生那兒常常更是指的是認同或身份群體。鄭鴻生以「百年離亂」這四個沈痛之字所要指出的正是這百多年來，兩岸「因各自的政治目的，而對歷史傳承隨意切斷，對歷史傷痕則是無情抹殺。」這個歷史遺忘的工程的結果就是色厲內荏的「封閉的精神極權王國」，無法面對自己的真實過往，從而自己不是自己，從而在面對西方/美國時「自我否定地將自身視為異己」。
的確，在中國大陸當代的「告別革命」話語霸權下，整個中國近現代史裡的激進主義與革命傳統都是要被清掃的，從而一代人的歷史意識要澆薄地重新開始，而「現代化」、「全球化」又為這個歸零施打安心劑。在當代台灣，「台灣主體性」的話語霸權也手術刀式地將「中國」從「台灣」切割出去。在這個一心一意要靠切割掉「中國」來建立「台灣」的從事中，無法真正面對日本殖民政權的意識形態遺留，因此往往是以日本殖民者所遺留的「法西斯現代化」眼睛來看中國（見〈台灣的大陸想像〉、〈水龍頭的普世象徵〉、〈四川的香蕉與鹽水的蜂炮〉）。這樣的一種歷史意識，對歷史完全是工具性的看待，歷史從而不是解放意識與自我的契機，反而是關門鎖國的鎖，關起門來把歷史改造成懷舊的舞台（見〈台灣人不要歷史〉）。理解這是台灣的歷史命運（從清朝的海禁、日本殖民高壓到國民黨愚民統治），鄭鴻生仍是心痛地批評了台灣文化中的「夜郎自大」與「文化鎖國」（見〈夜郎何以自大〉）。不止一次地，作者矜憐地提到某民進黨大老初到新加坡的「文化震盪」，竟是「發現」新加坡人竟然也會說「台灣話」！──而這一插曲僅僅是「心靈斷裂」的一個碎片而已。但如果歷史被當作關閉的工具，它一定也內建了開啟的能力。鄭鴻生歷史書寫的最終所指，其實就是打開這些鎖，重建歷史意識。而這個歷史意識的重建是不能走短線的，必須至少要走到前現代與現代之交的那個分際──我們要和我們的前現代出身和解。
三、現代化的傲慢與自卑
「無知是有著很深刻的制度性因素的，而它又經常以很情緒性的方式，在個人身上以偏見與傲慢表現出來」（見〈台灣經驗的盲點〉）。而這個傲慢其實又是自卑的一體兩面，因為「對不如你者傲慢的人也會對比你高明者自卑」（見〈抽水馬桶的傲慢與自卑〉）。這些道理說得真好，特別是鄭鴻生是透過他所經歷的或所讀到的真實事件娓娓道來，而他說這些故事和道理時，又是以一個包容的、哀矜勿喜的態度為之。台灣人在面對現代化強勢者（例如美國人、日本人）時，所表現出的羞赧、歉然與不自信，和面對現代化後進者（例如「中國人」、黑人、或「皮膚很黑的東南亞外勞」）所經常展現的傲慢與不屑，經常是同時並存的。
龍應台女士在一篇文章中曾指出中國大陸根本還不在現代化的道路上，而台灣則已經在半路上了。這樣一種我在半路上看落後者，但又自卑心焦地瞻望前者的心態，其實是台灣主流自我想像的核心架構。的確，由於近幾十年來台灣在經濟發展與解除威權統治上所取得的成就是明顯的，台灣人對自己的「台灣經驗」有些自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應該轉化成「傲慢/自卑併發症」，成為唯一的一種價值尺度與世界觀的俘虜，以此自卑或驕人。這會讓自己喪失深度反省自己社會、文化與歷史的契機。鄭鴻生在「卷二」裡的很多篇文章，其實就是在深刻的反省「現代化意識形態」是如何的弔詭地阻礙了台灣社會進入到一種真正公正、進步的「現代」情境，反而成為了台灣「族群政治」的認同爛泥──例如「水龍頭」的故事所昭示的。
因此，鄭鴻生的文化評論的一個健康自省特質就是他並沒有打擺子似地擺盪在熱愛與冷恨台灣的兩極之間，也沒有因為對「現代化意識形態」的批評，而把所有的批評尺度都捲回衣袖裡不敢示人。鄭鴻生指出了很多台灣的文化現象，例如台灣的醫生這個行業沒有專業精神、台灣警察的缺乏權威、消災避禍訴諸命運或靈異、都市發展雜亂無章、社會缺乏「集體的公平規則」、選舉買賣票…，他對這些現象顯然是不滿的，但他並沒有訴諸道德的指責──「台灣人（或台南人）你為什麼不生氣！」之類的，而是以一種批判歷史學者的銳利眼光，審視這些問題的深度歷史與社會構成，而最後，他是期待於社會能夠由下而上地產生「自主的機制」。這也就是說，鄭鴻生期待社會運動在虛無便宜的、以家庭關係或差序格局為肌理的台灣社會中，成為公道社會變遷的催生者（見〈誰能對災難負責？〉）。
我在閱讀中，感到有趣的一點是，鴻生並不忌諱指出有些標準是來自於他長期寄寓美國所得來的；這在今天是有些政治不正確。但是「政治正確」不恰恰就是鄭鴻生這整本集子的核心挑釁嗎？對「中國」都敢言愛分憂了，還怕說「美國」並非一無可取嗎？更何況，鄭鴻生對美國也是有所接受有所揚棄。好比台灣的警察，比較起老美的警察，固然有時候是表現得怪形怪狀裡外不是人，但鄭鴻生問到，我們要的就是階級區隔之下，進行強力暴力鎮壓的美國警察嗎？這種建立在階級與社區區隔的社會結構，是我們的社會發展所要達到的目的嗎？
因此，鄭鴻生對「美國」的態度，其實是頗關鍵的，因為這最後牽涉到的是他對於我們該建立一個什麼樣的現代社會的立場。鄭鴻生不是一個懷舊派，遠遠不是，田園鄉愁是一去不返了，在這個意義上，像我們每個人一般，不管我們的認同為何，我們的自我、心靈與人格，距離清朝要比距離美國遠多了。這難道不是每一個當代人的命運嗎？但是要如何進入到一個現代狀況，我們是不能把自己便宜的託付給一個現成的現代性（或「借來的現代性」），而必須要認真地甚至痛苦地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但同時又是在廣闊意義下與世界共存的現代社會。這，根據鄭鴻生，至少要有兩種途徑的努力，一是前述的由下而上的社會運動，也就是民主的共識形成，二是與自己的身世與大歷史和解。
四、身世、語言、歷史與和解
民族主義學者班納迪克‧安德森先生是一隻老狐狸。有一天，他問鄭鴻生，你覺得你的心靈狀態和你的父母輩還是祖父母輩比較接近？這是個伊索寓言式的霸權提問。鄭鴻生說他『不假思索的脫口而出「與父母輩比較接近」』。而這顯然是安德森先生「較為期待的答案」。而鄭鴻生從森林回到家後，細想這一問題，又覺得真實狀態遠比那一個口令式的提問與回答要複雜得多。
這個問答的脈絡是什麼？我認為很重要，需要交代。對安德森而言，台灣要能夠獨立，而他顯然對此一計畫是有同情的，必須要調動一切和中國得以切割的想像元素，而日本殖民現代化則是極關鍵的一把刀，而鄭鴻生「認同」在殖民現代化過程中完成人格與世界觀的父母輩，對安德森而言，那不就等於是說，不管你（或任何一個像鄭鴻生這樣的台灣人）主觀的情感或意願為何，你已經實際上和你的「中國因素」切斷了，而後者是具現在鄭鴻生的祖父母輩身上。
但鄭鴻生何以會在脫口之後還有再思呢？這就進入到鄭鴻生在這本集子裡的精神核心了。他從自己的身世這一扇窗，反省這中國近現代史的「百年離亂」。而結論，對鄭鴻生個人來說，就是他要和他的祖父母這一輩和解；對整個社會國家來說，就是要和各種「借來的現代化」之前的歷史和解。如果不彌補這個斷裂，而任意切割歷史意識，那將永無脫離昏聵離亂自我否定的精神危機。鄭鴻生藉由語言作為核心，討論祖孫三代互不相識的歷程。他指出他的祖父母輩（好比林獻堂）使用的是典雅的河洛話，能議論世事能抒情言志，他們精神上知識上和「傳統中國」是深刻聯繫的，並能藉此獲得一種文化上的安然自得。但他們這一輩人的子女（也就是鴻生的父母輩）在日據時期，卻是以殖民者的優勢語言側身以進殖民現代化，且在文明意識上，深深地以他們自己的父母那一輩的「支那遺留」為恥。而到了戰後出生的這一輩（例如鴻生），則又接上了國民黨的、右翼的中國的現代化之路──雖然多年之後方知這和整個中國近現代史的整體又只是一種扭曲的承接。鄭鴻生說明他何以從語言的斷裂之處尋找身世與歷史的接縫，尋求和解。他說：
…我與受日本教育的父母的「和解」也不成問題，雖然我曾怪罪過他們為何沒有教我講漂亮的台灣閩南話，只會背著我用日語交談。然而就如安德森所期待的，我們兩代人還是比較接近，因此與前現代的祖父母的「和解」會是一個考驗。但是都已經走到後現代的今天，對我個人而言應該也是可以解決的，尤其是在學習用河洛話吟唱唐詩宋詞的時候。當然我很清楚那個時代已經一去不返，但我感覺到有一個和解的情懷在心裡頭，在精神上不再踐踏他們，就覺得心安理得，不再怨恨，雖然這樣子就有點與安德森的期待背道而馳了。這是我個人的層面，但就整個台灣社會而言，當然不會如此簡單，而將是一個大工程，需要各個層次的參與。（〈誰需要大和解？〉）
的確，真正的和解，不應該是一種怨恨的、鄙視的、心靈不安的狀態，而應該是進入到歷史、進入到他者的一個過程；所謂「他人有心，予寸度之」的過程。鄭鴻生以箴言的方式這樣的說：『「自我」只能在過程中展現，一旦變成目標就往往離自我越遠』（見〈自序〉）。有這樣的真和解，才會達到像徐復觀先生所期待的，把精神的極權王國敞開，將群體的文化與個人的生命從窒息感中解放，從而達到談文化、講歷史的真正意義。這樣一種真正的和解心情與努力，不正是今天以「台灣優先」「台灣經驗」為主流口號，而以鄙視、踐踏對岸中國為自我認證的集體心靈狀態，所極度欠缺的嗎？
五、
這本雜文集，在各種意義上接續了五四以來的批判雜文傳統。這個傳統在八０年代末九０年代初曾經短暫一現。這當然是由於彼時有一知識介入的時代氛圍，但也不可忘記那時所獨有的物質條件：曾經進步一時的報紙副刊。鄭鴻生的很多文章都是在這樣的園地刊登的；有《中時晚報》，有《自立早報》。寫到這裡，自然而然地懷念起那時《自立早報》的一位優秀副刊主編──顧秀賢先生。他離開台北常住台東久矣！現在報紙的副刊已經不再理會這種言之有物有清楚論點與對抗的社會與文化批評了。這是何以鄭鴻生的雜文寫作止於所止，而之後的寫作則大多是環繞在《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的一些論壇活動的原因。不得不公道的說，還好有《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鄭鴻生先生因為一個不甚有說服力的原因，囑我為這本集子作序。在今年初的一次台社聚會裡，我說了：「咦，鴻生這些年寫的文章，不也該集結成書了嗎？」。不久之後，鄭鴻生以此責我，我欣然接受，雖然並非因為這個理由，雖然我也高興於有這個理由。欣然接受的原因，讀者們此刻也應瞭然了，那就是這是一本反求諸己的、困而知之的、低調的、誠實的、批判的、有洞見的思想展現。雖然鄭鴻生不是學院中人，沒有學院的壓力與習慣得把論點鋪陳整合成一體系性寫作，但是關於一個時代的一些重要問題的思路線索幾乎已經畢現在這本集子裡了，值得用心的朋友們思之再三。此序。
自序
不久前，我的典雅閩南語老師傅老先生提到一件讓他啼笑皆非的事。他曾應邀前去指導一個官方舉辦的母語師資訓練班，傳授學員們如何使用正確的閩南語讀書音，來朗誦吟唱傳統詩詞。恢復典雅閩南母語──他敬稱為河洛話──的生機，本是他一二十年來致力推廣而樂此不疲的。這其中當然包含如何使用比國語合韻多了的閩南語讀書音，來吟唱唐詩宋詞，這是閩南語精彩的一面。但是主事者卻向他提醒，希望他不要用唐詩宋詞來做教材，因為唐詩宋詞是「中國人」的東西，應該用「台灣人」自己寫的詩詞。
其實，傅先生在我們的「典雅台語班」裡所教的詩詞吟唱，從詩經、楚辭、漢代樂府，到最豐碩的唐詩宋詞，兼及元曲，最後還教到清代台灣詩人林占梅的七言律詩〈三角湧山莊晚眺〉。從詩經的〈關雎〉到林占梅的律詩，這本是一個沒有間斷的傳承，我們很難把林占梅從這個傳承中拿掉，說他只能歸屬「台灣」，而不是中國人。然而從台獨立場出發，就會碰上這個令人啼笑皆非的尷尬處境。你既要恢復「台灣母語」，又要切斷這個母語與中國的聯繫，竟然可以只要林占梅，而不要他所承襲的唐詩宋詞。這是一個心靈上的斷裂。
數年前在美國西海岸驅車旅行，路過奧勒岡州西南角的一個小鎮艾希蘭(Ashland)，赫然發現這是一個莎士比亞戲劇中心，鎮上有數個專演莎士比亞劇的劇場，室內的或露天的，不一而足。當我們來到這裡時，一年一度的莎士比亞節慶剛結束，令人扼腕。莎士比亞對美國人而言，是不以他是美國人或英國人來定位的，他是英語文學的典範，如此而已。美國雖然在其獨立戰爭時與英國打了一戰，但在其文化傳承上並沒拒絕或排斥「英國的」文學，相反的，整個英國文學傳統也成了美國的文學傳統。這裡是沒有斷裂的問題的。
用接近漢唐時期中古漢語的閩南語來吟唱唐詩宋詞，本來就是一件比用國語更為自然而適合的事，為何如今變得稀奇巴拉？甚至淪落到唐詩宋詞變成外國人的東西？為何會有如此嚴重的斷裂？這一直是困擾我的問題。我的父執輩是台灣接受日本殖民現代化的第一代人，他們其實基本上已經不知道如何用閩南母語來朗讀唐詩宋詞了，更不用說用閩南語來討論抽象觀念與國家大事。閩南語主要是他們的日常生活語言，但卻不是他們的主要思維語言。
然而不久前在翻閱台灣日據時期仕紳林獻堂先生的日記時，有一個驚奇的發現，就是在這從一九二七年開始寫的日記本裡，他竟然是用半文半白的傳統漢文，類似梁啟超的文體書寫的。日記是屬於私密的文類，基本上會用自己熟稔的語文來書寫。一九二七年時林獻堂已經四十六歲，他是接受傳統漢文教育長大的，相較於我父執輩從公學校開始所接受到的日本殖民現代化教育，他並無此「榮幸」。雖然我們不知他當年在口語上，是用什麼方式來交談，來與同輩討論他所熱心從事的台灣啟蒙事業。但至少我們從其日記知道，類似梁啟超體的文白夾雜是他書寫的文體，而當這種語文從他手執的筆尖，流出到日記本上時，也必在他的意識流中，同時發出閩南母語的聲音來。就是說，閩南語不只是林獻堂的生活語言，也是他的思維語言。
閩南語的發生與成形，遠比國語的原型北方官話為早，保留很多中古漢語的語音特徵。閩南語在漢語裡還有個特點，即是讀書音與白話音不同的比例最高。閩南語白話音形成較早，大約在南北朝，甚至往前推到東漢。而讀書音則形成於唐代，很接近當時的中原語音，此後就成為閩南人士用來閱讀經典、吟唱詩詞的標準音。閩南語的一般日常用語也隨之受到影響，變得文白讀音夾雜使用。然而閩南人並不能從日常生活中完全學會這一整套讀書音，而必須從傳統漢文教育中才學得到。前清遺民的林獻堂能夠完全運用閩南語，除了家學淵源外，更重要的是他曾經接受過這套傳統教育。
閩南語在一九二七年，對四十六歲的傳統仕紳林獻堂而言，是從日常生活到讀書論辯，如此一套由下到上的完整語言。那一年，我的父親才十多歲，他不再上傳統學堂，而是讀日本公學校，再過幾年則進了州立台南二中。日本話在我父親同輩這樣的求學過程中，就成了他們學習現代化的語言，成了他們的主要思維語言。如此這套經典閩南語，以及可以用它來漂亮朗讀出來的唐詩宋詞，就在這一代人口中基本消失了。而消失的不僅是一套語言與文學，還有整個的歷史傳承。以致於與他們同輩的前總統李登輝，雖然可以流利地說日本話，但當他想用閩南母語宣讀元旦文告時，卻必須請來我的老師傅先生代為朗讀了。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這套經典閩南語早就陷入瀕危狀態，即使沒有以後某些昏庸官僚亂搞的壓抑方言政策，也早在我父母那輩人口中斷了傳承。
因此我小時候，在尚未學好國語之前，從父母輩口中就只能學到閩南語的日常生活語言的那部份，從未聽過他們用母語侃侃而談。稍長後，在街頭夜市聽到了江湖郎中那麼溜的一套「打拳賣膏藥」的語言，還驚喜地以為閩南語的精彩之處全在這裡了。而這套貼近群眾的賣藥語言，後來隨著黨外運動竟發展成為候選人在競選台上的「正港台灣話」。如此來到廿一世紀，唐詩宋詞就淪落到被認為是外國東西。而更甚的，一個本是指稱男人精液，而衍義為不滿情緒的閩南粗話「ㄒㄧㄠˊ」，先是多年來早為媒體到處引用並放進標題裡，最後竟公然出自國家元首之口。動見觀瞻的政治人物琅琅上口的不是唐詩而是粗話，這個斷裂何其巨大！
台灣一百多年來就充滿了各種大大小小的斷裂，我父母輩讀不出唐詩宋詞，說不出林獻堂那一輩人的言語；而我這一代人則聽不懂父母輩言語間經常夾雜的日語詞彙，不知道他們在日據時期如何初次體驗到西方文明。而戰後出生的我們這些新世代，雖然重新接上了中國現代化之路，卻長期無知於魯迅、老舍、沈從文等一九三○年代中國文學的典範人物。隨著民進黨走向執政之路，台灣年輕的一代變得只知道一九七九年高雄美麗島事件以後的民進黨史，在這之前的一九六○與七○年代的黨外民主運動似乎就消失不見了。健忘的台灣人一心往前追求，以遺忘代替反思。如此歷史就經常成為一種工具，可以隨心所欲打造。
中國大陸也陷入同樣的處境。年青時代歷經文革的楊東平，在寫於《鳳凰週刊》二○○五年第廿七期的〈傳統與記憶〉一文中指出，現在的大陸年輕人不僅不知道張國燾與陳毅，也漸漸遺忘了張春橋與王洪文，而他自己在年青時也曾搞不清胡適與胡適之是否為同一人。大陸與台灣一樣，是以遺忘來向前躍進的，兩岸的中國人都一樣不要歷史，以為只要忘掉過去，就可以無礙地往前追求。這個其實是以歐美為目標的往前追求之路，我們有個漂亮的說詞叫做「現代化」。追求現代化是兩岸人民的共同宿命。
總的說，這種斷裂式的躍進不僅是台灣的特殊經驗，中國大陸也一樣無所不在，斷裂不僅是個歷史經驗，也成了兩岸人民精神面貌的基礎形構。這種斷裂所造成的深遠後果，正是我在這本文集第一篇文章〈台灣的大陸想像〉所想探討的。這篇文章寫於二○○四年大選之後的浮躁氣息中，在文裡我談到的是這些無所不在的斷裂中最巨大、最慘烈的一個──就是百年來的兩岸分裂狀態，先是一八九五年乙未割台，再是一九四九年兩岸分治。這個斷裂說其巨大，是因它不只是地理上的分裂，還長達百年之久；說其慘烈，則不僅指其為兩岸人民帶來的重大傷亡，更指其在兩岸人民心中造成的重大心靈創傷。肉體的傷亡僅止於一代人，然而心靈的創傷卻是代代相傳的，而且以某種扭曲的方式。
一九八八年我們從美國回台定居後，這些屬於台灣/中國在歷史、文化與心靈各方面的斷裂，就一直令我困擾不已。一九九○年底開始，我有個機會在幾個報紙副刊上寫評論，直到一九九五年初為止，歷經自立早報的《台灣社會評論》以及中時晚報的《後視鏡》與《每月體檢表》等專欄──這裡要感謝自立早報副刊編輯顧秀賢與中時晚報副刊編輯王瑞香的邀稿。這段期間正是台灣從解嚴之後，政治與社會運動有如雨後春筍地蓬勃發展，到李登輝以威權民粹全面掌控的時期。四、五年下來竟也寫了八、九十篇短論，其中最大的篇幅，就是與這個兩岸的分裂與現代化下的各種心靈斷裂問題有關，在本文集裡收了其中卅一篇。而近十年來所寫的一些較長的文章，竟也都是纏繞著這個相同的主題。
所以將書取名為《百年離亂》，不僅指的是兩岸的百年分裂所帶來的心靈裂傷，以及在兩岸現代化過程中與傳統斷裂所帶來的各種迷惘，還有來自老友鄭梓的啟發。一九六○年代初，鄭梓在十二歲那年由他祖母帶著，祖孫兩人在老家福州買通人蛇集團，一路歷經艱難，由香港輾轉來到台灣，投奔到台南他父母家。他父母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就已被調到台灣工作，當年撤退時來不及接他們祖孫出來，就此兩地相隔十多年，而留在福州的鄭梓就由他祖母帶大。解嚴後，輪到鄭梓將他老祖母送回福州，並在那裡置屋讓她安享晚年。他老祖母在二○○一年以百歲高齡辭世，此時年過半百的鄭梓喟嘆說，他們祖孫倆真是「百年離亂，半世恩情」。他並曾發願寫下這段離亂恩情史，來紀錄他們祖孫之間半個世紀的相依為命，與海峽兩岸百年之久的分裂。如今鄭梓的書尚無蹤影，而我就先掠人之美借來當書名了。
台灣/中國人在這個精神層次上的碎裂化問題，我認為是兩岸現今諸種難題的癥結所在，也就成了我多年來困思的場域，這本文集的文章就如此前後涵蓋了這十六年來我的摸索過程。我將這些文字大略分成三個方面：卷一「臺灣/中國身分的百年糾結」，探討兩岸長期分裂下的身分認同問題；卷二「殖民/現代化的百年迷障」，探討兩岸不同型式的現代化下，尤其是台灣曾接受過的日本殖民現代化下，與傳統的斷裂所造成的諸種難題；由於上述的這些斷裂，台灣的政治發展竟然走上了「族群」動員之路，並因而帶來整個社會發展的困局，這是卷三「族群政治的困局與破解」的關注所在。
這本文集的文字，其中除了一篇之外都是發表過的。而在進行整編時，除了進行一些文辭的修飾與勘誤外，原來的論述都保留了下來。這些涵蓋十六年來所思所寫的文字，其中有些觀點如今看來難免失之片面，但我還是都包括進來，原因在於我覺得這個摸索的過程，比得到最後的正確答案更為珍貴。一百多年來，兩岸社會在強大外力的侵凌與衝撞之下，都在追求有個「最後的解答」或「最後的方案」，但卻都因此陷入一種「失去自我」的狀態，經常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弔詭的是，「自我」只能在過程中展現，一旦變成目標就往往離自我越遠。近日來，以「台灣主體性」為標榜的民進黨，在進步形象上竟然崩毀如山倒之速，恐怕原因在此，自以為得到最後答案者，其實代表著某種自我疏離、某種精神上的荒廢！
我們應該從百年來的兩岸歷史得到教訓，或許我們太急於去界定那遠不可及的目標，而忽略了過程才是重建自我或主體之所在。這本文集並不在冀望求得最後答案，而是為讀者呈現一個摸索的過程，不管其中論斷是否正確，都期望能為這斷裂的心靈時空，串起一些穿梭補綴的作用。
（二○○六年六月十日）
目 次
趙剛 序
自序
卷一 台灣／中國身分的百年糾結
台灣的大陸想像
台灣話‧省籍與霸權
台灣民族想像的可能及其障礙─回應班納迪克‧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
解開台灣人心中的結─對小林善紀《台灣論》效應的回應與批判
什麼才是「台灣的」?
誰不是「中國人」？
四川的香蕉 與 鹽水的蜂炮
夜郎何以自大
林正義的青春之歌
當落難王爺遇見流離中國
卷二 殖民/現代化的百年迷障
水龍頭的普世象徵──國民黨是如何失去「現代」光環的?
英語與水龍頭
抽水馬桶的傲慢與自卑
台灣經驗的盲點
誰能對災難負責？
台灣警察之困境
台灣醫生的專業精神──從華航性騷擾事件談起
台灣人不要歷史
安全帶與神符袋
龍蛇雜處
台灣文化的新圖騰
有洞就鑽與先佔為王
神聖的一票 與 誠實的交易
帝國主義下的保育運動
基督在中國
天火下凡──微電腦的民間運用
卷三 族群政治的困局與破解
誰需要大和解？──省籍問題中的災難與希望
誰的二二八？──兩本出土小書的啟示
民族的刻板印象──再次反思小林善紀《台灣論》
愛的異化 與 集體神經病徵
另一種形式的壓迫
製造烈士神話
尋找民族的代罪羔羊
二二八與慰安婦
洛杉磯黑人為何與韓裔為敵？
純種狗 與 百分之百的台灣人
解嚴、自由與寬容
公民與百姓
犀牛角上的民族情結
台灣男人的拼酒文化
小心法西斯
怒吼來自何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