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60期:

台社評論

新政媒關係批判:從TVBS事件談起/魏玓

十月二十八日,數名民進黨立委召開記者會,直指衛星電視台TVBS「是100%的『中資』公司……痛批TVBS與中國裡應外合,顛覆台灣政府,呼籲全民唾棄TVBS」。何以有此驚人之語?媒體報導一開始提到,「TVBS『2100全民開講』節目連日來多次提出與高捷弊案有關的重要證據,讓扁政府疲於奔命。綠軍在被壓制多日後終於決定反擊」,卻未見該黨立委立即反駁或澄清,似乎已經解釋了一切。

這些明顯的政客政治鬥爭話語,危言聳聽,武斷推論,原本不值一哂。沒想到新聞局卻展現罕見的超高效率,四天之內,連續主動召開記者會或發佈新聞稿,局長姚文智在要求TVBS說明並提供詳細股權資料的同時,又一再提及根據相關法律,嚴重時「可撤銷執照」。威嚇之意昭然若揭,威嚇效果已然造成,此時再說與「全民開講」節目內容無關,睜著眼睛說瞎話而已。

民進黨政府干預媒體的「手腳」如此粗糙,批評之聲四起,論者甚至以為,這些動作,簡直是愚蠢至極。不過,就在新聞局最後對TVBS做出「一百萬元罰款」此一「雷聲大雨點小」的處分後,有另外一則年底地方選舉的消息,不妨在此並置,或許便可看出端倪:「選戰最後階段,民進黨又出現新的助選戰將,就是最近處理媒體話題爆紅的新聞局長姚文智,因為強勢作風深受泛綠支持者歡迎,因此最近來自全省各地的站台邀約不斷」。

論者感嘆,民進黨從前飽受國民黨控制媒體的壓迫,如今擁有政權,竟反過來壓迫新聞自由,不僅墮落,更是可惡。不過,或許我們錯估了,甚至是太高估了民進黨打壓新聞自由的企圖和能耐。如今的政治和社會條件已跟威權時代不同,當時國民黨國家機器對媒體部門所施展結構性的、甚至違法、違憲的控制,再也無法複製。對於民進黨來說,學習如何在新的,相對民主的政治社會環境中,「合法控制」媒體,是一門艱困的功課,至少不會比他們學習控制軍隊、情治系統,或者國營金融和產業部門來得簡單。

另一方面,大體而言,民進黨政府是一個至今仍處於「奪取政權」狀態的政府,對他們來說,從來沒有真正、相對全面地「擁有」的政權。2000年和2004年的兩次總統大選,民進黨都不是在一個優勢或正常的狀態下贏得勝利,國會席次也長期處於少數,這都讓他們持續從一個奪取,或頂多是「進一步」奪取,而非穩定維繫的角度來進行各種政治操作,從而也就很少能夠真正地落實制度性的(先不論其為進步的或保守的)建設。

正如許多評論已經指出了,民進黨是一個只會選舉,不會治國的政黨。事實上,民進黨不僅是只「會」選舉,而是「就在」選舉。因此,對於媒體的控制,要說民進黨是在複製打壓新聞自由,或是整肅言論異己的威權時代模型,倒不如說,民進黨正在進行各種嘗試,試驗各種至少在形式上合法的運用資源和政策工具的手段,企圖在傳播媒體環境中,創造、吸取有利於他們進一步奪取政權的資源,特別是每一次的重大政治鬥爭與選舉場合。

這個過程中,當然有部分的行動,會帶來實質的新聞自由打壓效果,甚至因為政府與媒體的交手相較於以往更加表面化,所以讓外界感覺起來愈發嚴重。但是我們應該可以推測,這並非民進黨所能或最主要之所欲,甚至不是他們所在意的。因為相對於過往以明確的意識型態或是政治理念作為判準,國家直接控制或侍從於國家的媒體,與少數異議媒體的二元對立關係,當前的民進黨國家機器與媒體的關係,更接近是一種利害考量、拉攏共謀的務實關係,這其中主要是一個遠近親疏的光譜,而非敵我區隔的兩極架構(當然,這只是相對而言,我們並不是說,民進黨不具有任何特定的意識型態或價值立場,例如部分民進黨高層政治人物在性/性別或是族群/種族等議題面向的保守傾向,也逐漸在移民、移工、言論分級等政策上顯現出來,這是另外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從這個脈絡來理解,當然不是要替民進黨脫罪。相反的,我們或許才能夠更清楚,就傳播媒體環境來說,民進黨究竟該當何罪?

必須注意的是,這種現實的、策略性的變動關係,媒體環境本身的變化,也構成了重要因素。2000年之後的新政治情勢,不是只有民進黨需要學習以執政者身份跟媒體打交道,媒體也同樣在探測和摸索對自己最有利的位置和關係,而這樣的探測和摸索,則基本上受制於競爭激烈、獲利率下滑的惡劣市場條件。面對這個新環境,媒體要不走向娛樂休閒導向,模糊政治立場(這裡的政治立場,僅指藍綠或統獨),要不乾脆在內容上鮮明化政治立場,以爭取穩固的閱聽群體,降低不確定性。

政府與媒體同步的務實和利益導向,在政府置入性行銷的問題上,獲得驗證。從2002年開始,時任新聞局長的葉國興大方提出置入性行銷的概念和作法,提撥十數億的大筆預算,投入平面和電視媒體,以純廣告和廣告化節目或報導,宣傳政府政令與活動。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是,在發行量並無明顯優劣勢區別的狀況下,在言論上較為敵對的報紙(聯合報和中國時報),卻獲得了較多政府廣告預算挹注。以2002年為例,聯合報系取得42%,中時報系28%,自由時報則僅有8%。從民進黨角度來說,敵對報紙顯然更需要進行拉攏和爭取;而從媒體的角度來說,爭取政府廣告預算,甚至量身製作內容,與本身的政治言論立場,也可以完全切割,無怪乎相關媒體的工作者,發出「精神分裂」的質疑。曾經擔任政府置入性行銷標案審查委員的學者吳統雄最近也在報端為文指出,參與投標的電視公司,「也有在螢光幕前高聲捍衛新聞自由與獨立者」,但在幕後爭取標案時卻承諾如何調派時段、記者、SNG來「配合」,「實在很特殊」。

民進黨政府另一項擅長的媒體控制手段,則是訊息的設計和管理,尤以總統陳水扁為箇中高手。眼見激烈的媒體市場競爭,以及爭取獨家至上、無能詳實查證的現實新聞採寫實務,民進黨高層逐漸學習到,策略性的操弄資訊流通,例如導演連續劇般的分段操作、選擇特定媒體放話製造其他媒體的追逐效應,或是神不知鬼不覺地流出消息再否認等等手段,都能很成功地達成議題設定的效果。即便言論立場上敵對的媒體,也必須在民進黨引導議題方向的工程上,做出貢獻。

基本上,從2000年以來,民進黨控制媒體的手段,主要是一種資訊層面的控制。這是民進黨比較「會」的手段,也符合其經常處於「奪取權力」、「選舉」的狀態。在政策和結構面向的介入,或是法令工具的運用,大約晚至2004年的第二次總統大選勝選之後,才逐漸摸索展開。安插與總統府關係密切的江霞擔任華視總經理,是其中一個徵兆。不過,今年七、八月發生的衛星電視換照風波,才算是一個關鍵點。

當時六年一度進行的衛星電視執照更新作業中,飽受社會各界批評的全日新聞頻道,八家當中僅有兩家初審過關,最後決審撤銷了東森S台執照。此舉在社會上掀起了激烈的辯論,新聞頻道必須進行改革的目的導向言論,與新聞局身份不明和換照審議過程不當的形式正義批評,雙方形成嚴重的分歧。不過,參照前述民進黨政府的運作脈絡來看,打壓控制媒體新聞,或是改革新聞環境,恐怕都不是民進黨政府最關心的。在社會對於電視新聞品質普遍不滿的氣氛下,換照這項政策工具的運用,究竟可能在多大程度上,贏取多少的民意加分,以及換來多少的媒體逢迎,應該是民進黨政府,特別是謝長廷內閣非常有興趣瞭解的學問。

事實上,根據筆者瞭解,該次換照審議過程,民間團體(如媒體改造學社)的發動在先,新聞局反而是相對被動地配合。因此,與其說這是一項經過精心設計的控制媒體陰謀,倒不如說是一個充滿未知和誘惑的試探(因為換照這回事,連國民黨以前也沒幹過)。這或許也就解釋了,為什麼相較於最近的TVBS事件,在換照風波期間,新聞局大多是在輿論壓力下被動發言,而且接近慌亂地拋出既無法為自己辯護,也無法說服一般輿論的荒腔走板說法(例如,東森S台是東森新聞台的替死鬼云云)。

讓我們再回到TVBS事件。經過了換照事件的「學習」,民進黨政府顯然已經更成熟地掌握了傳播法令工具的操作技巧。從謝長廷和姚文智的強硬發言內容,精確設計的動作安排,以及跳過衛星電視審議委員會以及法規諮詢委員會的決策過程,都可以發現,他們是有所準備的。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社會上的辯論,卻大致上再度落入了「打壓新聞自由vs. 媒體內容品質」的對立架構之中,而同樣的,這個架構,並無法真正、全面地掌握住民進黨政府操作策略的企圖和目的。「全民開講」究竟扯出了什麼動搖黨本的內幕,到底要怎麼對付TVBS這個「中資」媒體,恐怕都是其次的問題,如何利用這個機會和手上的法令工具,創造出有利於擴大奪取政權(也許依照目前的情勢,更接近是鞏固政權灘頭堡,也就是保住基本盤支持群眾),才是重點。

另一方面,「打壓新聞自由vs. 媒體內容品質」的對立架構也沒有能夠精確擊中商業媒體的問題。認為「全民開講」節目查證不周的批評,等於是要求一個政論節目在批評政府時,必須比照政府檢調單位,提供絕對正確的證據,顯然混淆了兩套標準。包括「全民開講」在內的電視政論節目,當然有改進的必要,但改進的最大重點不在正確證據的提供,而在公共議題的辯論深入,以及意見呈現的多元與否。至於正確豐富的資訊,責任主要在一般新聞報導節目,以及負責公開資訊的政府身上。換句話說,「全民開講」的揭弊所展現的監督政府功能,固然值得肯定,但是TVBS無法迴避一個問題,為什麼在同一電視公司當中的政論節目可以積極追查並提供深入事實,但是新聞報導節目卻反而繼續播出著零碎、煽情、片面的資訊。一個混淆了新聞報導和政治評論角色的政論節目,當然是精準地看中了社會上對於無能政府的普遍不滿和懷疑,但是其中的企圖,收視率導向的考量,至少不會比監督政府的使命來得少。

於是,我們來到當前傳播問題的一個可能癥結。一個能夠提供更開放、正確、包含多元價值的資訊媒體環境,正是台灣社會最需要的。在這樣的環境裡,政客操弄真假資訊的空間,媒體追逐利益對資訊品質造成的犧牲,都將大幅降低。而也正是在這個需求上,我們看到民進黨最大的「罪」之所在。民進黨執政以來,從未真正在制度和結構上,正向地建設出上述理想的資訊媒體環境。這項嚴重的缺失,具體而微地展現在黨政軍退出無線廣播電視以及無線電視公共化的政策上,民進黨儘管從2000年起就在口頭上不斷地宣稱相關政策,但是從預算編列到立法推動,我們從未見到他們任何積極務實的規劃和推動。

社會輿論對於民進黨政府怠於資訊媒體環境的具體建設或有瞭解,但是卻鮮少投注足夠的壓力。相對的,民進黨政府針對媒體的策略性資訊操作,卻牽動出社會上固有的打壓新聞自由敏感神經,以及企求改革媒體資訊品質的社會力量,這兩個原本無須對立的社會需求和力量之間的緊張,進而成為辯論和關注焦點。在這個面向上,民進黨和商業媒體,恰恰好不是對立,而是站在一個同時能夠脫罪的共謀立場上,面對著相對弱勢的民間社會。因此,放棄「負向」的批判架構,轉為「正向」的要求壓力,或許是民間社會力量跳脫這個新政媒關係羅網的一個可能起點。


一般論文

性別、牡蠣、經濟變動:東石漁村婦女之工作認同/林雅容(60 民 94.12 頁1-33)

本文以嘉義縣東石鄉東石漁村為研究場域,採用質性研究之女性主義民族誌,探討婦女對於工作所產生之認同為何。具體地說,所欲回答的問題是,當經濟變動改變了產業發展,進而使兩性之勞動參與情況發生轉變,婦女如何自勞動過程中重塑出自我勞動參與的重要性?本文是透過在地女性之觀點,呈現婦女所形塑出之工作認同;在資料分析上,是以交換理論為架構。本文發現,婦女對於工作之認同是建立在三個層面,分別為:「女性化」的勞動價值、他者的勞動價值,以及「家務勞動互助化」的勞動共識。首先,「女性化」的勞動價值使得漁村勞動市場之性別互動產生主從關係的交換,當「女性的」工作具「女性化」勞動價值時,將使女性勞動力自邊緣勞動位階轉變為主要勞動位置,婦女因而握有排除外來者的權力。其次,婦女是以個人過往之工作經驗評論同為剖蚵者的勞動價值,從中所呈現的是「資源———位階」間的交換。婦女以正式部門之工作經驗討論漁村勞動市場之工作時,凸顯出漁村工作之不重要、落後的特質,此也使得漁村婦女面對其他勞動者時,多持負面評價,特別是在婦女們背負養家重擔之際。最末,「家務勞動互助化」的勞動共識所呈現的是,婦女雖是積極地投入漁村工作,但是她們為避免自我在勞動市場的參與會對家庭照顧造成負面影響,所做的調整是,取得彼此間的互助、支持以換取家庭照顧工作的協助。

關鍵字:經濟變動、工作認同、性別勞務分工 

This study applied feminist ethnography to understand the work identity of women in the fishing process under the economic change. The Fishing community, Tung-shin, a more traditional remote fishing community from Chia-Yi County, is selected for this stud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work identity of female breadwinners in this fishing community is credited to three factors, including: (1) Womanizing labor value from the labor regime. Because of the significant sexual division in the labor regime, the contributions of women have always been devalued. Female labors approve themselves by womanizing labor value.(2) Slowing the gender-order rearrangement in the labor market. Women's works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n the declin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protecting their working opportunities, women does not confirm the labor value of male labors, especially whom are unemployed.(3) Restructuring the labor consensus of housework cooperation from the group-based work. Based on voluntary servitude in the group-based work, women restructuring their labor consensus for sharing the burdens of housework to each other

Keywords:economic change, work identity, sexual division of labor


全球化時代的國家、市民社會與跨國階級政治—從台灣支援中美洲工人運動的兩個案例談起/陳信行(60 民 94.12 頁 35-110)

本文援引2000年至2002年間台灣工運團體支援中美洲工人運動的經驗,探討當代各國勞動管制體制的弱化與跨國化等變遷,並藉而檢視關於全球化時代所謂國家式微、市民社會興起等命題。本文詳述了年興紡織尼加拉瓜廠與台南企業薩爾瓦多廠的爭議事件背景與始末及其與台灣、美國和中美洲三地的政經變遷、社會運動與地緣政治的牽連。  作者檢驗了新興的「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勞動管制體制對於工人運動的影響,發現在現階段該體制雖有部分效用、但並無法取代之前佔主導地位的兩個勞動管制體制:國家(勞動法體制)與工會(團體協約)。作者評估兩個案例所牽涉的一些擬似跨國勞動法的機構:包括貿易組織與協定中的勞動人權條款、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公約與裁決、以及國內法的跨國管轄等,並認為這些機構因缺乏適當的強制力,尚無法成為「超國家」(super-state)。而且,這些跨國勞動管制機制對於各國工運在該國國內政治層次上的鬥爭不必然有所幫助。  雖然資本主義全球化使得各地工人的命運日益緊密相繫,各國工人運動所採取的應對之道也開創了許多富潛力的跨國團結行動,這些行動往往會反過來促進各國工人運動的積極轉型,但是,當前工人運動進行並發生作用的最主要空間框架仍然是各個國族國家,必然受到各國家的政治、社會歷史的制約,再從而改變國內政治與社會結構。本文討論了這些經驗對於思索「後威權」時代台灣民主困局之課題的啟示,並主張從實際歷史與社會運動經驗出發,深化檢視之前的規範性討論。

關鍵字:跨國勞工團結、企業社會責任、工人運動、全球化

From 2000 to 2002, labor organizations and labor-rights advocates in Taiwan were involved in two transnational solidarity campaigns in cooperation with North American anti-sweatshop movement in support of Central-American trade unionists: the Chentex Campaign in Nicaragua and the Tainan Enterprises Campaign in El Salvador.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context, the process and the influences of the campaigns on three aspects -- political-economic transformation, social movements, and geopolitics—in three locales—North and Central America and Taiwan. Using the experience,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weakening of national labor regulation regimes and the possibility of transnational regimes. Also examined are the popular discourses about the decline of the state and the rise of transnational civil society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Implications of the emerging transnational regime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for labor movements are evaluated using the campaign experience. The author finds it partly useful but neither possible nor desirable to replace the existing national institutions of labor regulation: national labor-law regime and the regime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based on collective bargaining. Also discussed with the case history are the institutions that may potentially play the role of transnational labor regulation regime, including labor-rights clause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organizations and agreements, ILO conventions and arbitration mechanisms, and possible cross-border jurisdictions of national laws. They are found impossible to substitute for national-level labor regulation regimes for their lack of adequate enforcement power and not automatically bringing desirable outcomes for national labor movements. Capitalist globalization has indeed brought working classes in far-flung places much closer together than before. Responses from labor movements in various countries created rich potentials for transnational solidarity actions, and these actions often encourage positive transformations for national labor movements. However, at this moment, the most important spatial framework wherein labor struggles to take place and take effect is still the nation state. The struggles take place under the constraints of social-political histories of particular nation states, and, in term, transform the national-level social-political structures. In this light, the author examines the recent political discussions in Taiwan about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under the "post-authoritarian" condition, and calls for deepening the hitherto highly normative discussion with empirical data from history and social-movement practices.

Keywords:transnational labor solidarity,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labor movement, globalization


華語恐怖電影的傳統觀與現世感—由《暫時停止呼吸》到《見鬼》之論述革新/郭宏昇、周平(60 民 94.12 頁 111-144)

華語恐怖片從1985年由《暫時停止呼吸》(Mr. Vampire)系列造成殭屍旋風之後,逐漸產生了符號性轉折,由原先依循中國傳統的誌怪元素,到巧妙地創造出文化新真實,在在挑戰著觀眾的文化經驗。到了2000年之後,《見鬼》(The Eye)等片的表述方式已經不再是傳統中嚇人的形象(如殭屍),其中更多的是新時代的焦慮,我們可以從這樣的符號變形中抽離出一些論述革新的軌跡,以及觀看自身悄悄接受符號變體的過程。

關鍵字:華語恐怖電影、符號、傳統觀、現世感

Since Chinese-speaking horror film has provoked a fashionable current starting with "Mr. Vampire" series 1985, a semiotic turn emerged from original folklore esoteric elements of the China tradition to exquisitely invented new cultural reality. This turn challenges the cultural experience of the audiences. Beginning year 2000, horror film such as "The Eye" as turned into not as fear-provoking as traditional style like "Mr. Vampire" anymore, but more constituents of anxiety regarding the new age. From the style, we can extricate some innovation tracks of discourse, and thus to gaze the process of semiotic metamorphosis of viewers themselves.

Keywords:Chinese-speaking Horror Film, Sign, traditional concept, life sense


解讀香港臥底電影的情緒結構和變遷/羅永生(60 民 94.12 頁 145-177)

八十年代以來香港電影環繞臥底探員的角色和形象,逐漸形成一個次類型,廣泛地在不同主題和風格的電影中出現。本文主要論點在於指出,臥底次類型在香港電影的浮現、發展和變化,與香港過去百多年特殊的殖民歷史處境,以及其文化與政治形構有緊密關係。作為一種政治和文化隱喻,電影中的臥底形象和臥底故事,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香港人身份及主體性問題之複雜性,以及英治晚期和九七之後香港在變遷中之情緒結構。

關鍵字:殖民主義、情緒結構、政治寓言、警匪片

Since the 1980s, Hong Kong cinema has given rise to a particular sub-genre around the figures of undercover cop which proliferate in movies with diverse themes and styles. The paper argues that its emergence is closely related to Hong Kong's peculiar colonial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the corresponding cultural and political formation. As political and cultural metaphors, the figures and stories of undercover can enh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lexity involved in Hong Kong people's identity and subjectivity. They can also illustrate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feelings both in the period of the late British rule and post-1997.

Keywords:Colonialism, Structure of Feelings, Political Allegory, Gangster Movies


台社論壇

慾望、青年、網路、運動: 從反假分級運動談台灣社運的新形式/卡維波等(60 民 94.12 頁 179-196)

 

問題與討論 

有感於趙剛批龍應台/崔衛平(60 民 94.12 頁 249-264)

雜種城市與世界主義/陳冠中(60 民 94.12 頁 265-281)

差異的社群與互惠的貨幣—反思香港的「社群經濟援助計劃/許寶強(60 民 94.12 頁 283-306)

當代中國思想論爭的歷史品格與知識品格/賀照田(60 民 94.12 頁 307-340)